金平：“只有这个时代，才能诞生我们自己的民法典”
谭启平（西南政法大学）
黄忠（西南政法大学）
2020年5月28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迎来共和国法治建设历史性时刻之时，一场“亲历见证民法典——西南政法大学办学70周年报告会”也在重庆同期举行。一位即将迎来98岁生日的老人来到报告会现场，激动地向与会听众表示：“民法典的出台确实不容易，需要具备许多条件，此生能看着其出台，很激动，也非常喜悦。这是我和民法典的缘分，也是我生日最大的“礼物”，此生再无遗憾了！”
说出这一番肺腑之言的就是曾参加新中国三次民法起草工作的学者金平。金平先生是首位“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为我国的民事立法、民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当代民法史的活化石”。
党把一个放牛娃培养成了法学家
金平，1922年5月29日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
金寨位于皖西边陲、大别山腹地。金平就是大别山中一户普通农家的孩子。虽然家里有几亩地，但人口多，粮食还是经常不够吃。因为父亲常年在城里当店员，金平很小就要帮家里干活，一开始是放牛，七八岁时就要背着筐去拾粪。在那个年代，一个贫寒家庭的孩子是很难有机会读书识字的。
命运的转机发生在1929年。那一年，中国共产党在金寨发动“立夏节起义”，组建工农革命政权，乡里成立了苏维埃小学，地主家的孩子不收，只收普通农户的娃，金平终于迎来了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他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当年课堂上学的内容：“大风刮得呼呼叫，中国革命正高潮，工农红军遍地起，地主豪绅无处逃，无处逃！”
金寨虽是鄂豫皖根据地中心区域，但仍不能放下一张安稳的书桌。国民党军队不时打来，学生们就要躲到山里去上课。1932年，卫立煌率国民党军队攻占金寨，金平失学了。直到1936年，他才再次走进小学课堂。金平先生说：“在旧中国，一个农村孩子能上小学就不错了。”当地最近的中学在六安县，离他家也有100多公里路。抗日战争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38年，日军占领安庆，安徽省政府迁到金寨，各类文教机构也随之而来。一时间，小小金寨聚集了七八所中学，其中一所就在金平所在的村子附近。1945年，他读完高中，考上了成立于抗战中的安徽学院。这是当时整个安徽省唯一一所高等学校。不久，因战争而停办的国立安徽大学复校，金平又转入安大法律系，从此结缘法律70余载。谈起为什么会选择法律专业时，金平先生说，父亲家里往上数几代人，别说正经的官，连个保长都没当过。母亲家里更是生活艰难，姥姥是村里的裁缝，经常受欺负。国民党管理下的社会混乱，没有一点儿依法办事的观念，人民所受的压迫太厉害，因此他觉得学了法律就能不受人欺负，也可以让老百姓少受点压迫。
1949年，安徽解放后，金平报名参军，经过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的短暂学习，被分配到刚刚解放的云南曲靖，担任粮库副主任，后到司法科工作。曲靖县人民法院成立时，金平被任命为副院长。
1953年5月，金平被选派到中央政法干校进修，成为新中国首批政法人才。经过一年多的进修学习，组织上又将他调到了刚刚成立的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担任法学教员，由此开启了他民法学教学、研究的终生事业。
三度亲历民法典起草
在金平先生的记忆里，有三段时间是难以忘怀的，那就是1954一1956年、1962—1964年以及1979一1982年。在这三段时间里，新中国都在艰苦地酝酿着属于自己的民法典。金平先生有幸全程参与了这三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亲历和见证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民法典起草历程的坎坷曲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民事立法工作。建国初期，中央法制委员会曾考虑系统总结老区民事立法和司法经验，制定一部民法典，但建国伊始，由于多种原因，在客观上这一设想无法实现。1954年，随着第一部宪法的颁布，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民法的起草工作也被列入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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