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廷式年谱长编》：
当事之发也，昔之以趋时而缘附人局者纷纷匿遁，犹勉为维持冀图恢复者寥寥只二三子耳。廷式乃即日抗疏特请开馆译书，寓意辩护也。未几，又经李鸿藻等斡旋，并借胡孚宸奏请之故，朝命改为官书局，着孙家鼐管理。廷式复应孙氏之邀总司其事，且住局，兼主持局内“选书”一门。计自强学书局届官书局，廷式董理斯役，不过数月之暂，而广搜西书，组织编译，举凡泰西诸国之政、法、财、商、军事、外交以至教育、礼俗等等，莫不详细稽考，积稿盈箧，勒成二百数十卷，将埒百万言。可谓继江南制造局颇译格致（西方自然科学）新书之后，而开启广译时务（西方社会政治）新书之先河。惜夫当时未及刊刻，迟至廷式暮岁始获梓行，而印销殊有限，世人知之者罕也。
虽然，廷式支持德宗亲政，当光绪二十年（1894）冬，御史安维峻上弹章指斥慈禧太后既已归政于皇上而复遇事牵制，及安氏获谴褫职戍军台、敛银万余以送其行，咸廷式隐主其事；且广集同志、论议国政、联名执奏、至再至三，甲午东事则攘臂言战，战败又言变法，是故中外属目。慈禧后党并李鸿章等集恨于廷式，亦蓄之固已如三尺冰冻、非一日之寒矣。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1896年3月30日），德宗方驻跸颐和园谒侍慈禧太后，乃降有明诏，借口御史杨崇伊纠参词臣不孚众望，而加廷式以遇事生风、互相标榜、语多狂妄，及与内监往来事出有因等罪由，着即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不准在京逗留。旨既颁下，朝野为之震动，中庸廷臣固自此惧惕钩党之祸迫在眉睫，维新派梁启超等更譬以为如青天起一霹雳。因廷式当兹之时，乃非特帝党之中坚、之健将而已矣，亦不仅其身份、地位、才力、影响有足以号召朝野者也，而尤以其思想、其实践，乃能既深得光绪帝之信任、又亟受维新派之钦服，且恰正总持书局、团聚双方，为帝党、维新派结合之关键人物，甲午战后开新之势，实赖以居中维系，伊人去留，所关岂浅隘哉欤！新党魁首康有为论之，以为于是开新之风扫地，诚凿凿未为虚言也。
方廷式未去官之前，寄望于德宗，乐观形势、踌躇满志，跃跃颇欲有所作为。若丙申（光绪二十二年，1896）元旦试笔，赋诗日：六龙回辔蔽云天，迢递春城北斗悬。文石陛前新论议，黄金台上众才贤。试从邹衍谈天后，重溯轩辕铸鼎年。海水万重星四野，苍生系命好筹边。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冬、二十二年（1896）孟春，廷式汲汲以新政为言，进谏光绪帝当宸德英断而图作新之功。以为时至今日无可因循，且万国之环而伺我者，更有迫不及待之势，请颁明谕饬中外大臣振刷精神，毋囿积习、毋徇私人、毋怯担当，而修学校、整武备、作民气、裕财用，以期亡羊补牢、有备无患。其条陈养民事宜，批判数千年以来理财之道但谋所以取民而不谋所以养民，复批判五十年来所言西法皆仅枝叶而不知其本在富国养民。而养民之急务，则可以蚕桑、棉花纺织、葡萄酿酒、畜牧此中国之四大利为先，请旨董劝民间妥筹兴办。并严参疆臣迟延挠阻开矿，请特派查矿大臣、延请泰西矿师，调查全国矿情，然后降布诏书，准民集资开办、官为保护，商力不足、酌提官款助之，减轻矿税、二十分而取一。廷式又以为治天下之大事，不外养、教二端，养民兼须教士，而由古之选举、科目迄近之保举、捐纳，类皆断断于取士之虚名、不求教士之实理，是亦失在本源而图其枝叶也。乃谓经济大原在学问、学问根柢在图书，世变事殊，所值时不同、所用书亦异。而近今虽如《洋务要言》、《盛世危言》等著，并多论说各限方隅、事物未云明备。处此事变迭生、海飞潮沓之世，国有大疑，士大夫及诸卿相辈遂于图新、由旧罔知注措，徒叹乎乏才，则其弊固在于不学。廷式因而奏言，宜应特建文馆、汇纂西书，择其邦交、国用、商务、兵学诸切要事宜，分部别居，随译随编，钩元加论，御笔点定，以萃万国之图书、成一王之大法，庶几上行下效、人才辈出，边情洋务，众皆昭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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