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川集：蜀学散论》：
（一）从“古今”角度考察
以前，学界多以为陈寅恪“了解之同情说”乃其“师心独见”；最近，有学者敏锐地指出，陈说“也不完全是新见”①。不仅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说”如此，贺麟的“同情的理解说”亦然。
陈寅恪未曾自述其“了解之同情说”的来源，故钩沉其渊源要费些心思；而贺麟则多自陈其“同情的理解说”的来源，故本处先叙述贺麟“同情的理解”一说来源于中国古学之处。
贺麟所云作为思想方法之一的“体验的方法”，即是“用理智的同情去体察外物，去反省自己”，“要了解一物，须设身处地，用同情的态度去了解之”，“体验法最忌有主观的成见，贵忘怀自我，投入认识的对象之中，而加以深切沉潜的体察。体验本身即是一种生活，一种精神的生活，因为所谓体验即是在生活中去体验，离开生活更是无所谓体验。体验法即是教人从生活中去用思想。体验法是要人虚心忘我，深人事物的内在本质或命脉，以领会欣赏其意义与价值，而不从外表去加以粗疏的描写或概观。体验是一种细密的、深刻的、亲切的求知方法。体验即是‘理会’之意。所谓理会即是用理智去心领神会。此种方法，用来体察人生、欣赏艺术，研究精神生活或文化创造，特别适用。宋儒最喜欢用体验。宋儒的思想可以说是皆出于体验。而朱子尤其善于应用体验方法以读书。他所谓‘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深沉潜思’‘优游玩索’皆我此处所谓体验方法”②。
按：贺麟所引朱熹之语，出自《晦庵别集》卷3；而朱熹的“体验读书法”，也就是贺麟“同情的理解说”的来源之一。朱熹主张读书须与体察相结合，“学者当以圣贤之言反求诸身，一一体察。须是晓然无疑，积日既久，当自有见”；不能光读书，而要反求诸身，“读书须要切己体验，不可只作文字看”（《朱子语类》卷11《读书法下》）。与其贪多求全，不如少读，“书宜少看，要极熟”，“读书不可贪多，且要精熟”，“大凡读书，须是熟读”；并且极力主张反复体验，“少看熟读，反复体验，不必想象计获。只此三事，守之有常”，“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读，一也；不要钻研立说，但要反复体验，二也；埋头理会，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学者当守此”（《朱子语类》卷10《读书法上》）。
贺麟的“同情的理解说”，也可寻踪于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1946年10月，贺麟又在《王船山的历史哲学》一文中写到，“王船山是王阳明以后第一人”，王船山研究历史哲学的方法可分作三点来讲，第三点即“体验方法”，“王船山复用设身处地、同情了解的体验方法去得到他的历史理论。在《读通鉴论叙论》卷4里，他说：‘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所忧虑，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者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他这段话，知的方面教人虚心，设身处地，以体察古人的事迹；行的方面，求得其教训，以资自己立身处世的鉴戒。这正好表示了体验方法的两个方面。因为体验方法不是单纯的求抽象知识之法，而是知行合一之法”①。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贺麟，所注重的是对古人和古代思想的理解。与此相对，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所注重的是对古人和古代历史的理解。比如说，与宗教家和思想家之研究佛教迥然不同的是，陈寅恪的研究重点落在佛教的历史而非教义。②由此，可从古代史学家之著述中搜寻陈寅恪“了解之同情说”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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