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国，男，1986年9月出生，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青年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博士。2010年6月取得佳木斯大学汉语言文学教育学士学位。2013年6月取得哈尔滨师范大学先秦汉魏六朝文学硕士学位。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研究，主持省部级项目1项，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创新项目2项，曲阜师范大学学科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曲阜师范大学学科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在《文学遗产》《北方论丛》《文艺评论》等杂志发表文章多篇，并多次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或论点摘编。

　　《<国语>与春秋时期语体文学研究》共六章，旨在确立春秋时期语体文学现象的存在，揭示其来源和发展演变及艺术特色。首章首先探讨春秋时期语体文学来源包括宗教神谕等四个方面。其次介绍了春秋时期人们对语言的信仰和形成的理论。第二章介绍春秋时期语体文学繁荣的时代背景，揭示春秋时期城邦社会的特点，民本环境，思想背景，尚文风气，及城邦时代语言意义的凸显，以及当时哲学、历史、文学、科技方面的发展情况。语体文学繁荣的表现为语体分类体式的确立，主要有事语、辩语、论语、对语、寓言。第三章介绍《国语》的编辑和语体文学的示范意义，揭示其编纂目的，分析文本中语体类型，以及对后代语体文学示范意义。第四章主要研究《国语》论说的知识背景和春秋时期士人的心态问题。从《国语》论辩中分析当时人的知识背景和著名思想家思想性格、心理动态。第五章，研究《国语》语言的思想力量和论说艺术。第六章研究《论语》与语体文学的哲学化倾向，主要是对“仁”“礼”“忠”“恕”等思想问题的关注。以《春秋事语》为研究对象，结合《左传》、《晏子春秋》、《韩诗外传》等资料来揭示历史叙述中的语言意义。探讨诸子文学时代与语体文学的转型，由即兴的语录体到自觉的深刻的理论创造，由简单演变为复杂。

　　★语体是先秦时期一个重要的文体类别，学界对它的研究处于方兴未艾阶段，还有很多问题可供探讨。这篇论文从《国语》切入进行研究，选题有学术价值，也具有可操作性。论文对先秦时期与语体相关的文献有广泛的涉猎，其中既有传世文献，也有出土文献。对这些文献所作的处理，基本能够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分门别类地加以梳理。论文力图从大的文化背景上探讨语体的原始生成、历史演变，涉及政治制度、思想意识、知识背景等许多方面，学术视野宏阔。论述《国语》是该文的核心内容，论文能够作细化处理，从多个角度加以论述，所作的调遣是可取的。
　　——李炳海
　　
　　★“语”是先秦时代一种重要的文体形式，语类文献的大量出土与传世文献互证，为研究这一文体提供了更多材料。论文将“语”类文献放在历史大背景下认识，以《国语》为主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特别关于“语”的起源，“语”在春秋时代的繁荣及“语”类文献内容的复杂性等几个方面，作了很有见解的论述，显示出作者广阔的视野和较强的理论研究能力。
　　——赵敏俐
　　
　　★本文对春秋时期的语体文学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前人虽对《国语》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从文体学角度进行文学性的研究还是较为缺乏的，本文在选题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文章从语体来源、繁荣背景、语体类型、士人心态及语体文学产生的意义展开论述，论文框架合理，文献使用得当，结论具有创新性，行文合乎学术规范，对先秦文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程度的推进，是一篇扎实的博士学位论文。
　　——左东岭
　　
　　★“语”是先秦主要文学形式之一，但学界对这一文体产生和流变的过程和原因的研究尚不深入，本文运用二重证据法，将传世文献《国语》《论语》，与新出土的《吴语》《春秋事语》文献结合起来，围绕着“语”的起源、编纂目的、“语”的史传化演进、语体文学的转型以及诸子文学之关系等问题，作了较为系统而卓有成效的探讨，尤其是作者认为，“语”的渊源很早，在周代“语”是教育国子的一个科目，观点比较新颖。另外，作者在《国语》论辩艺术、语体文学的历史叙事中的意义、先秦诸子散文对“语”的接受等问题的阐述方面亦颇有自己的思考。
　　——杜晓勤

　　《<国语>与春秋时期语体文学研究》：
　　《国语·晋语》主要是事语。《国语·晋语一》其形制和其他语相比已经有不同，并不那么工整简单，而是比较复杂，将两个问对列在一起，夹叙夹议，形制比较自由，内容丰富。郭偃论辩三人而话语又组成了一个谋议对话讨论。献公伐翟柤介绍了郄虎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是内容丰富的事语，问对和论述结合，叙事和话语兼顾，事件因果完整，叙事简洁情节曲折丰富，人物话语生动。优施教骊姬远太子连续三个问对，问对话语更为成熟，长度和内容增加，只有开头和结尾一句叙事。记载了骊姬唆使“二五”所进的谗言，性质和劝谏之辞类同。《国语·晋语》的一个特色就是人物话语的场面更大，出现了不少对话，而这需要一定的语言驾驭能力，不同时间和人物的相关话语多个话语连编，此先写士和大夫们的对话，再说士和献公的多次问对，然后又写出来之后对大臣们所说的预言论语，而到此还没有结束，又接着写太子听到其论的话语和事件的最终结果，可谓波澜曲折。《国语·晋语》虽在话语长度上比较简短，但在话语的生动叙事曲折完整上，《国语》中诸语无法与之相比。《国语·周语》《国语·楚语》《国语·郑语》主要还是记言，记言风格典重，尤其是人物的论述最具特色。《国语·鲁语》也主要是事语，却不如《国语·晋语》生动，《国语·齐语》主要是记载问对和谋划，只有结尾处一段叙事，话语轻灵流畅，《国语·吴语》《国语·越语》语言风格清丽。《国语·晋语》在发言词语前面加上副词和动词来强调话语的生动性，《国语·周语》加功用词语，如“谏曰”。《国语·晋语》以闻之的形式来升华话语的主题。《国语·晋语》《国语·鲁语》基本上是事语，记事和记言并举。叙事主要是通过两个语丛结合在一起。
　　《国语·晋语二》骊姬谮杀太子申生，十分曲折生动的故事，矛盾冲突激烈，话语生动而富于个性，还有对人物形态的刻画，骊姬见申生而哭之，写出其虚伪和狡诈，刻画其质朴厚重而缺少谋略的杜元款愚忠形象，还有里克犹豫的个性。舟之侨知虢将亡的故事，是三个对话组合在一起形成的完整的事语。宫之奇知虞将亡论辩，没有写劝谏的具体情况，而是写其劝谏之后的论辩话语。《国语·晋语》不是语的初级形态，而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融合了不同形式的语，而且出现了叙事化倾向，话语和记事很成熟，结合自然紧密。冀芮和公子夷吾的故事，记载夷吾对公子挚许诺，和之前形成鲜明的对比，且有些话语模式一样。《国语·晋语》将许多语的单元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前后贯通的完整故事。
　　《国语·晋语三》记载惠公背外内之赂话语连接顺畅。惠公改葬共世子和上一个结构完全一致，都是先以国人之诵引出郭偃的议论话语。惠公悔杀里克话语的模式和上面一致，只不过不是国人之诵而是惠公之言，以话语引出议论的话语。惠公杀丕郑是三个事语组合在一起。丕郑聘秦主要是叙事性话语。共华代死先倒叙，又多次问对。叙事性话语主要为叙事服务，没有多少思想性和哲理性的话语，非问对语言，连战斗场面也是通过对话来写。针对放不放惠公的问题，穆公向大臣们提问。《国语·晋语》话语思想性变弱，分析性、现实性、逻辑性、针对性增强。如惠公斩庆篇中蛾析和庆郑问对论辩，此处记事日期明确。
　　《国语·晋语四》记载重耳自狄适齐，是论语和叙事结合。齐姜劝重耳勿怀安论辩，记载了自言自语。齐姜对《诗》《书》很熟悉，与子犯谋遣重耳话语幽默俏皮。卫文公不礼重耳，曹共公不礼重耳，宋襄公赠重耳以马论辩。郑文公不礼重耳谏论，只有叔詹一个人的言论，只有两句记事话语。《国语·晋语四》的对话有共同性，以论述为主，形式上也类似，主要是叙事、论、叙事的模式。公子济河段皆是叙语，日数记载详细，叙事简洁。寺人勃鞮求见文公的论辩，叙事呈现逐渐扩展的趋势，从最初的一句话、几个字，到一个段落详细的叙事。元年春一段结尾叙事叙语，话语流畅整齐连贯。论辩话语之前的部分有省略，而其他人话语直接就论辩，缺少针对性和承接。文公出阳人是事语，此时的《国语·晋语》的叙事性被强化，而话语被弱化。《国语·晋语》的话语有残缺。一些叙事后是王拒绝话语，直接就到了仓葛的论辩话语，然后是评判之语，仓葛话语缺少话语的背景和角色，如论说人物和之前仓葛和其他人物的话语都省略。《国语·晋语》多论辩和小人物话语。文公弗杀郑叔詹有很强戏剧性的效果，前面文辞从容，说了“烹之”就据鼎而号。文公问元帅于赵衰由问对话语、“辞曰”、文公赞语三个部分组成。文公学读书于臼季论辩只有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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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 本文的写作方法
二 创新之处
三 文章思路
四 研究综述

第一章 从语丛文献到语体文学
第一节 语体文学形式的建立
一 只言片语的警句
二 以议论和对话为主的文学形式
第二节 语的来源
一 宗教神谕
二 君主训话
三 圣贤语录
四 古人有言
第三节 春秋时期语言的信仰和语言的理论
一 春秋时期语言的信仰
二 春秋时期言的理论

第二章 春秋时期的历史转折与语体文学繁荣
第一节 历史背景
一 城邦时代
二 民主环境
三 思想背景
四 尚文风气
五 城邦时代语言的意义被凸显
第二节 学术背景
一 哲学讨论：春秋时期的理性之光
二 历史讨论
三 文学讨论
四 科学讨论
第三节 语体文学的全面繁荣
一 事语
二 辩语
三 论语
四 对语
五 寓言

第三章 《国语》的编辑与语体文学的示范意义
第一节 《国语》编纂目的——使明其德
一 《国语》的忧患意识
二 《国语》的事君教育
三 《国语》的立场和对历史的阐释
四 《国语》的阐释方式和目的达成
五 《国语》教育内容和经验总结
第二节 文本语体类型分析
第三节 典型的示范意义
……

第四章 《国语》论说的知识背景与春秋士人心态
第五章 《国语》语言的思想力量和论说艺术
第六章 语体文学的发展演变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