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托里奥·布法切,现为爱尔兰考克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当代政治哲学，特别是社会正义理论等。代表著作有《社会不公正：政治哲学论文集》（2012）、《1989年以后的意大利：事件及其解释》（2001）等。

本书在阐释社会非正义的概念、性质、意义、重要性、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主张只有更好地实现对社会非正义现象自身的扬弃，社会正义才能得以进一步发展；并基于21世纪三大社会主义模式，即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的分析，为社会主义的正义建构提供了宝贵建议。

巴里论教育、医疗和财富的不平等的章节不仅读来有趣，而且为后来的政治哲学研究的同仁们提供了样板。通过运用不同的资源——从学术文献到报纸新闻，巴里总是能够将其与政治哲学关联起来，为政治哲学增添新的内容；不仅仅是决策者能够从专业的政治哲学中学习到新知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哲学家们能够从人们每天处理各种问题的实践中汲取有用的知识。巴里对教育、医疗和财富的分析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累积的优势与劣势；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不健康的和出身贫寒的人基本上都经历着同他们父母相同的命运，这种生存状态在他们的后代身上还在不断重演。同时，那些从这种不平等条件中获利的人将继续从中获利，不仅他们这一代人获利，而且世世代代获利。这就是社会学家所称的“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或许我们可以更确切地称之为“社会非流动性”（social immobility）或“阶级隔离”(class stagnation)。最近的实例表明，在西方国家中，只有美国的向上社会流动性不如英国，它的中产阶级儿童成功晋升为未来的中产阶级的比率高出工人阶级儿童的15倍。以2002年的一项调查为例，巴里指认社会流动率确实有所降低：“出生于1970年的人比出生于1958年的人更有可能处于收入分配的四分位数上。”

在教育方面，数据所呈现的社会阶级间教育质量和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令人沮丧。这些数据告诉我们，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贫困家庭出身的人数只占9%，而出自私立学校的学生（其只占学龄人口的7%）进入精英大学的比例超过一半甚至更多。2002年，仅有15%的工人家庭的孩子进了大学，而专业人士家庭的孩子上大学的比例高达81%。在美国，收入靠前的家庭把自己的小孩送进大学的概率超过底层人民的10倍。

当然，接受大学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小例子而已。事实上，等孩子到了上大学的年龄，这种危害早已深入骨髓了。英美国家的公共教育质量通常都很糟糕，特别是在工人阶级社区。在这些国家，金钱是可以买到教育质量的：要么搬进名校附近的昂贵学区房，要么进入昂贵的私立学校。事实上，在英国的私立学校，平均每个学生每学年可以从纳税人那里获得2000英镑的津贴，这让纳税人雪上加霜。在美国，由于大部分学校的主要资金来源是财产税，因此，富裕社区的学校条件好，而贫民窟的学校条件则十分恶劣，花费在每个孩子的教育上的费用从最高的超过8000美元到最低的不足4000美元不等。有一点我们都不会引以为奇：在美国，收入和阶级的明显区分造成了种族隔离，大多数非裔美国孩子只能接受最差的教育。长期如此，就造成了17岁的黑人孩子的平均阅读水平与13岁的白人孩子的平均阅读水平相当。巴里的《社会正义何以重要》一书用了整整一章的内容说明了非裔美国人群体所遭受的社会非正义，这一章的题目是“黑人集中营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Black Gulag）。

巴里承认，他不是只为了揭示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想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我提出我们应该把社会正义的需要视为18岁获得平等教育的满足”。在此，“平等”（equal）不应该被理解为严格意义上的“相同”（identical），而应该被理解为“同等”（equivalent）：譬如，在英国的教育制度下，相似的（大学入学）成绩可以被接受为同等水平，而不管录取的对象是谁。在美国，从知名中学毕业与获得好成绩同等重要。接着，巴里更具体地分析了这种教育制度背后的详情：社会正义的第一个需要就是改变孩子的出生环境和成长环境，使其尽可能享受后天的平等，这包括（虽然绝不仅局限于）家庭间的物质平等。第二个需要……则要求社会整体体系的干预，以尽早弥补环境的缺陷。巴里设想了对上述观点的可能反驳意见。对不平等的一个较为流行的论证方式是世代相传的教育背景。有些学者认为教育环境的后天弥补说是很愚蠢的，因为它只能导致昂贵的资源浪费；科学家不断告诉我们智商（IQ）很大程度上是遗传的，我们应该承认一些人生来确实天赋禀异。对此，巴里持反对意见。巴里十分反感任何一种形式的伪科学，他试图推倒包括IQ遗传说在内的种种伪科学的想法。巴里用了整整一章（“科学的滥用”）来推倒IQ遗传的神话，在这一章的开篇他就指出，我们对IQ和学术成就之间的密切关系不应该感到诧异，因为IQ测试侧重于抽象问题和谜题，而这种解开谜题的能力能够在特定的学术主题上找到契合点。换句话说，一个孩子上了一所好学校，学习了某些学术主题，那么他在IQ测试的推理能力上就得到了锻炼。除此之外，巴里还质疑了英才教育理念的遗传基础，他认为个人之间的成绩差异不应该归咎于“内在智力”的差别，而应归咎于“反应形式”也即特定的基因类型对特定环境的反应的差别。由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IQ］差异取决于环境，不同的基因类型在不同的环境下形成不同的IQ”。

在揭示了“内在智力”的一个指标——IQ——的秘密之后，巴里继续挖苦其他的政治哲学家：我还不知道有哪一位政治哲学家（他们的大部分著作我都已经阅读过）不是基于假定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天赋的”，来讨论包括平等机会在内的问题的。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存在一种天赋。关于儿童接受平等的教育机会的流行概念，显然也同样预先设定了这种既定“天赋”的存在。

（必填）

第一章  社会非正义提出的意义

第二章  政治哲学何以重要：社会非正义的必要性

第三章  社会非正义研究：经验哲学方法论

第四章  剥削非正义

第五章  酷刑、恐怖主义和国家：反驳定时炸弹论

第六章  启蒙、契约论和道德政治

第七章  动机正义

第八章  正义、平等和自由

第九章  怀疑的民主

第十章  政治怀疑论：回应批判者

第十一章  选举、合理性和名誉

第十二章  行动中的协商民主

第十三章  21世纪的社会主义模式：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