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静染，作家。出版有《桥滩记》《我们的小城》《浮华如盐》《整个世界慢慢暗下来》《昨日的边城》《西迁东还》等。

岷江是自然的馈赠，

峨山如文化的歌台，

而这些文字是关于——

江山背后的烟云与留白.....

作者遍览巴蜀，查阅尘封史料，佐以轶事杂谈，连缀成30篇人文随笔，勾画出一幅岷江流域、峨眉山麓的地理画卷。其中15篇为《岷江记》，启于“桃花水”，收于“洗河水”，涉及沿途物候、渔产、水利、航运、桥梁、渔船、渡口等历史沿革，有自然风土，也有风土背后的人歌人哭。《峨山记》则以山为线索，从神秘的蜀山剑侠起笔，钩沉索引，在诗性的描摹中，依次形塑出文人之灵山，信徒之圣山以及探险者之宝山等多个峨眉面相，诗人、学者、高僧、军阀、政客……沉浮其间，照见时代风云变幻。贯穿始终的是一位文化寻根者的虔诚与情味。

王笛（著名城市史、微观史学者）：

岷江和峨眉山，不仅是四川的地标，也是蜀文化的符号。我数次溯岷江，攀峨眉，惊叹于人杰地灵、河山信美。读了龚静染先生这本《河山有灵：岷峨记》，仿佛又回到那山山水水。本书构思非常巧妙，选一江一山，耙资料，搜逸闻，集趣事，行走于山川，既有考据，又有考察；既有古代笔记遗风，又有现代散文格局。从古到今，穿梭往复；有对历史的回想，也有对今天的思考。本书还提供了很多有趣的地方文史知识，水利、物种、渡口、船行、桥梁、庙宇、剑侠......无论是文字，还是历史照片，都引导我们进入了一种地域文化的意境，有着非常愉悦的阅读体验。

报国寺里的近代风云

去过峨眉山的人，都知道报国寺。报国寺是入山的门户，是上峨眉山的第一座庙，除了樵夫猎户，过去上峨眉山的路一般都要经过报国寺，其他的小道均非普通行人所取。

报国寺的历史其实并不长，《峨眉图记》中说:“道人明光开建。有碑记，立伏虎寺。堂原在伏虎寺右山麓，虎头山之阳。嗣迁至此，初仍旧额，后易今名。”报国寺最早叫会宗堂，是个道观，所谓“道人明光开建”就证明了这点，但后来怎么变成了佛庙就不得而知了，清初才搬迁到现在这个位置。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取《释氏要览》“四恩四报”中“报国主恩”之意，御题了“报国寺”匾额，庙子才逐渐显赫起来。

我曾经见过一本民国时期流落民间的诗册《嘉游鸿爪》，作者叫靳慕白，生平已不可考。诗册毛笔手抄，内容多是关于峨眉山的。其中一首是《步和峨山报国寺果玲方丈见赠五十自寿》:

颓袈破钵若无能，贝叶通明载众称。

天下达人先立己，名山到处莫非僧。

杀机那及禅机好，兵学何如佛学乘。

寄语翠楼新燕子，他生缘会定相增。

    诗是与报国寺大和尚果玲唱和的。果玲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和尚，赵熙曾经称他是“峨眉山下一诗僧”。1949年初，马悦然曾经到报国寺居住五个月之久，目的是到附近乡村去调查西南官话中的峨眉方言。果玲便每天给马悦然上两个小时的课，教他《四书》《唐诗三百首》等，据说对他的汉语学习大有助益。这期间，马悦然发现了峨眉方言中的入声字现象，他惊喜地说:“‘四’跟‘十’是同音字，声调特别高。峨眉人说

‘四十’有一点像蝉鸣的声音!”(《另一种乡愁》)可能也正是这样的亲切感，他后来把峨眉山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

果玲和尚颇有些传奇色彩，与不少名士贤达有往来，四川著名学者林思进曾有和果玲的一句诗:“闭门好觅句，拄杖只看山。”但报国寺并非清静之地，靳慕白诗里的“杀机那及禅机好，兵学何如佛学乘”虽然是写给果玲的，但讲的却是一段报国寺的近代历史。

清初至今的三百余年历史中，报国寺可以说是峨眉山很多重大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所以它在峨眉山寺庙中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特别是清朝后期到民国初期这一段，报国寺成为风云激荡之地，近代中国寺庙史上能够与之相比的不多。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报国寺经历了两段特殊的时期，都与中国当时的世局相关，本为远离市尘的清静寺庙，却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一次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当时国内形势错综复杂，红军已经从贵州转入四川境内，长征进入最艰难的时期，但突围的曙光已现，而西南军阀各自为政，有辖地自重之势，同国民党中央军并不齐心。就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8月4日到9月21日期间，国民军事委员会在峨眉山举办了两期“峨眉军官训练团”，培训川、康、滇、黔军政要员4003人，耗资30万银洋，主要目的是整肃地方，巩固西南局面，以图一

举定天下。蒋介石对这次军训非常重视，亲自担任团长，坐镇峨眉山。

“军训团”的阵容可谓齐备，刘湘为副团长，曾经当过庐山军官训练团团长的陈诚为教育长。“军训团”分设办公厅、总务处、经理处、卫生处、审核处、工程处、教育委员会等，另外还有负责警卫的侍卫团、宪兵三团、五团和别动队两个中队。

“军训团”征用报国寺作为主要办公地点，三重大殿中留下大雄宝殿给僧众，而将后面的两殿作为团部，蒋介石的办公处设在七佛殿映翠楼，靳慕白“寄语翠楼新燕子”这句诗中的翠楼指的就是这里，之前只住过果玲和尚。“军训团”的主要训练地点就选在报国寺外，他们在距寺庙几百米处辟出一块平整的操场，并修建了临时军训台和相关建筑。第一期受训人员系西南军队中营以上军职人员，分置3个营，12个连，36个排，共计2024人;第二期受训人员系西南军队中部分连以上军职人员、地方的专员，县以上地方武装首领、教育科长和中等学校校长等，分别编成3个大队、12个中队、39个区队，共计1979人。

“军训团”开训后，蒋介石对学员作了12次讲话及训词。其中在1935年8月4日的开学典礼中，他发表了《峨眉军训团之意义及其始命》的演讲，阐明了“峨眉军官训练团”的目的是培养“新军人”。他说:“从今天开学这一天起，完全彻底变过了一个人——从前是旧军人，从今天以后，要做新军人!旧军人就是自私自利骄奢淫逸的军人，互相争夺祸国殃民的军人，就是对国家民族罪孽深重的军人!新军人就是‘公尔忘私，国尔忘家’的军人，真正能够保国卫民的军人，牺牲一切来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争光荣的军人，就是真能挽救危亡抵御外侮，复兴民族，完成革命的军人!也就是我们峨嵋军官团所要造成的军人!”

“军训团”的训练相当系统、严格，训练期间的生活也很艰苦，还发生过团员因身体不支而死亡的事件，但这样的集训能否真正实现新旧军人的蜕变，不得而知。实际上，“峨眉军官训练团”真正的目的是蒋介石发言中说的一句话，“安内攘外，挽救危亡”，而“安内”直指红军，他不过是想在四川境内一举围剿红军。其实，就在“军训团”成立的前夕，即1935年的8月1日，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主张联合抗日，不仅呼吁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支持，而且要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但当时双方力量悬殊，蒋介石对天下势在必得，不可能与共产党搞联合。而峨眉山报国寺的军训场仿佛牵动着中国的大局，这个让蒋介石用心良苦的“军训团”便具有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其动向也为外界高度关注。

从当年的照片中，有一张蒋介石在随从的簇拥下走出报国寺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头顶的匾额上有四个字:明耻教战。这明显是“军训团”占用报国寺后才有的，而“明耻教战”出自《左传》，原话是“明耻教战，求杀敌也”，意思是教导士兵作战，要让他们知道退缩就是耻辱，只有奋勇向前，才能杀敌制胜。这四个字的存在，让这个清静的寺庙平端多出了一种杀气腾腾。

“峨眉军官训练团”结束之后不久抗战便宣告爆发，红军非但没有被剿灭，还胜利会师陕北，中国的命运由此改变。人走庙空的报国寺又回复了往日的清静，但让寺僧们想不到的是，仅仅隔了四年，为躲避轰炸的国立四川大学搬到了这里，报国寺为校本部所在，文法两院设于伏虎寺，理学院设于保宁寺和万行庄，新生院设于鞠槽的将军府，1940年所有学生达1177人之多，学校于1939年6月开始搬迁，9月正式上课。抗战西迁中，大学多搬迁到了一些偏远的小城小镇中，如复旦大学迁到了宜宾李庄，武汉大学迁到了乐山，东北大学迁到了四川三台，但四川大学是唯一一所搬迁到大山深处的大学，堪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