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适夷（1905-2001），原名楼锡春，浙江余姚人。著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早年参加太阳社，曾留学日本。1931年回国，从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的党团工作，任《前哨》编辑，后参加反帝同盟，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1933年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37年出狱。历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抗战文艺》及《文艺阵地》编辑、代理主编，《新华日报》编委，《时代日报》编辑，出版总署编审局副处长，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宣传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顾问，《译文》（后更名为《世界文学》）编委。除创作有小说、诗歌、散文和文学评论外，还译有《在人间》《谁之罪》《天平之甍》《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集》等太量外国文学著作，为推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日]芥川龙之介（1892-1927），日本著名小说家，与森鸥外、夏目漱石并称为日本近代三大文豪。他博通汉学、日本文学、英国文学，文笔典雅俏丽，精深洗练，意趣盎然，别具一格，被誉为日本文坛的“鬼才”、“短篇小说之神”。

　　《罗生门/楼适夷译文集》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包含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天平之甍》、日本作家志贺直哉的《篝火》、日本作家林房雄的《自由射手之歌》四部经典小说作品。其中《罗生门》是芥川龙之介1915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情节取材于日本古典故事集《今昔物语》，描写了社会底层顽强挣扎着继续生存的民众。

　　《罗生门/楼适夷译文集》：
　　大福先寺是武则天之母杨氏的府邸遗址，上元二年（675）在此建立了太原寺，后改魏国寺，天授二年（691）又改为大福先寺。寺宇宏大，有庄丽的佛塔和伽蓝，僧寮也多。三进院中有吴道子画的《地狱变》，三门两旁，也有吴道子的壁画。
　　日本青年僧进这个寺院不久，又知道这寺院是有悠久历史的译场。约二十年前去世的义净，曾在此翻译《金光明最胜王经》二十部一百五十卷，《胜光天子香王菩萨睨一切庄严经》等四部六卷。现已高寿九十余岁的善无畏，在此译《大日经》，是约十年前的事。知道这个历史后，留学僧都感到很紧张。
　　留学僧生活是比较自由的。他们首先专学会话，他们中间，只有戒融一个人不知从哪里学来的，能讲唐话。洛阳的市容，真是名不虚传的大唐两都之一，日本留学僧感到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城市规模与奈良大不相同，繁华气象也不可比拟。这是东周的皇城，也是东汉、北魏、隋代的京师，历史古老，非日本可望其项背。
　　四位日本僧各分配不同寮舍，每人一室，安顿了生活。留学僧出国，朝廷赐给纯四十匹、绵百屯、布八十端，但由唐廷接受之后，生活即由唐廷支给，不必马上把从日本带来的物品去兑换泉币。
　　在大福先寺安顿以后，从四月到五月，普照、荣睿、玄朗三人，课余之暇，时间都花在佛地名胜的游览上，目之所接，无不惊奇赞叹，从此觉得日本只是一个小国，奈良城又小又简陋。戒融从四月到五月，也游遍了洛阳的佛地，但总是单独行动，不同他们合群。
　　夏季阳光渐烈时，普照在戒融住的寮舍前，偶然遇见了戒融，戒融很难得地请他进了自己的屋子。照例用他那居高临下的态度，突然问普照到了唐土以后，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普照见他跟船上时一样，又提出问题，本来想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结果还是说了实话：
　　“来得好嘛，要是不来，就不会了解唐国了。”
　　戒融听了一惊，他想不到对方会说这样的话，便说：
　　“我来唐土，首先看到的是饥民，可能你也见到了，从苏州上陆，每天见到饥民，看了心里不好受。”
　　正如戒融所说，他们踏上唐国土地的前一年，正遭受了夏前的干旱和秋后的淫雨，农作物歉收，到处流动着成群的饥民，据说是几十年没有的大灾荒。
　　“要是在日本有那么多饥民，事情也不好办了。可是在这里，却像天上的行云和黄河的流水，到处流动着饥民，好像是一种自然现象。日本和尚迷信佛典中每一句话，我看是太傻了。佛陀的教义应该更远、更广大，对于那黄河的流水和天上的行云，应该和这一群群流动的饥民结合起来。”
　　戒融带着激昂的口气，说了这样的话，然后又说出自己的想法来：
　　“我想，等我过惯了唐土的生活，我要用两条腿走遍这个广大的国土，穿着袈裟，讨着布施，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普照瞧着戒融的大盘脸，心想，这人真可能做出来的。
　　“可是，你总得选门功课用用功吧。”
　　戒融一听，申斥似的说：
　　“你只知道用功就是伏在案头上吗？”
　　尽管如此，普照在船上对他的那种反感已经消失了。虽不能明白指出来，总觉得这个人有自己所没有的一种特点。
　　“你为什么来这里，你打算干什么？”戒融又问。
　　普照告诉他，自己准备踏踏实实修习律部，同时还负着一个使命，要聘请一位优秀的戒师到日本去，所以先得自己学好，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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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之甍
篝火
罗生门
自由射手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