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书院的大学精神研究》：
南宋书院以儒家义理作为自己的信仰，不仅在于选择对象自身的文化品质，而且还在于南宋书院师生这个接受者的现实需要。儒学受辱由来已久，北宋泰山书院学者孙复《儒辱》日：“儒者之辱，始于战国。杨、墨乱之于前，申、韩杂之于后。汉、魏而下，则又甚焉。佛、老之徒横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绐我生民，绝灭仁义，屏弃礼乐，以涂塞天下之耳目。天下之人，愚众贤寡，惧其死生祸福报应人之若彼也，莫不争奉而竞趋之。观其相与为群，纷纷扰扰，周乎天下，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①面对各家学说的挑战，南宋书院学者认为，诸多学说中只有儒家义理适合国情，维持正常的人伦秩序，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大学的信仰选择也是这样。真德秀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学，君子当尽心焉。若舍此而专治乎异端，岂不有害邪？”②他的巨著《大学衍义》强调：（1）大学必须要认清杨朱、墨翟学术之弊害。儒学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爱非不普遍，而其施有序。战国时期，墨翟主张“兼爱”，杨朱主张“为我”，皆与儒学相异。孟子批判杨、墨，以为墨翟“兼爱”是“无父”，杨朱“为我”是无君，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真德秀站在孟子的立场上解释说：“事君则致其身，杨朱但知爱身，而不知致身之义，故无君。立爱必自亲始，墨翟爱无差等，而视其至亲无异众人，故无父。无父无君，则人道灭绝，是亦禽兽而已。大抵正道、异端相为消长，杨墨之道不息，则孔子之道不明，而奸言邪说得以诬罔民听，塞绝正理，正理绝灭，不惟禽兽食人，人亦将相食。此孟子之所以惧而不容不辩也。”③（2）大学必须要认清法家之学、纵横家之学之弊害。在先秦，商鞅、申不害、韩非等法家人物倡导“刑名之学”，而苏秦、张仪等人倡导“纵横之学”。商鞅相秦，废井田而开阡陌，以权术欺邻国，在国内以苛法治国，杀人无数，刻薄少恩。申、韩之术与其类似。苏秦、张仪逞口舌之辩，纵横捭阖，倾乱人国。此五人虽一时富贵，但其学术危害社会民生，皆非正道。（3）大学必须要认清道家老聃、庄周之学之弊害。老子之学，有其合理因素，如“慈”、“俭”、“无为而治”等，对汉初休养生息的政策制定发生了影响，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其学说的其他思想内容也为养生家、兵家所借鉴和吸收。但其学以事物为粗迹，以空虚为妙用，庄周因之，以荒唐缪悠之辞哗众取宠，为后世清谈家所仿效，乃至误人家国。老子之学的合理因素，虽然有可取之处，但已为儒学之所有，而其弊端则有不可胜言者。（4）大学必须要认清神仙之说之弊害。神仙之说，始于战国，谓人服食长生不死之药，即可以成为神仙。秦始皇遣人求之而不验，汉武帝复求之，又不验。秦始皇、汉武帝皆一世英杰，绝非庸才，然长生不死之欲一动乎念，遂为方士愚惑，虚耗国力，终一无所得。（5）大学必须要认清谶纬之说之弊害。谶纬之说，起于西汉哀、平之间。王莽摄政，假称上天符命，以行其篡代之谋。其后谶纬之说大兴，皆假称符命。汉光武帝亦应符命而起兵并登上天子宝座，他对谶纬之说更崇信而表彰之。当时桓谭上疏推波助澜。对此，真德秀说，谶纬者，邪说也。（6）大学必须要认清玄学清谈之误国。魏正始中，尚书何晏好老庄之书，与夏侯玄、荀粲、王弼等人竞为清谈，其学崇尚玄虚，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六经为圣人之糟粕。朝野士大夫争效其说，遂掀魏晋玄学清谈之风。何晏、王弼之徒设为玄虚之论，视事物之有形者皆为刍狗，是非成坏一不足介意，于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礼法不必事，威仪不必修，唯空旷无心不为事物染著者乃为知道。其始以之自利其身，其终以之贻害于国。盖自晋及梁，其乱亡如出一辙，皆学老庄氏而失之罪。推原其本，是亦老庄之罪也。然则有天下者，惩魏、晋、萧梁之祸，其可不以尧、舜、周、孔之道为师哉？（7）大学必须要认清佛教之误国。真德秀说，佛教之学大抵以空为宗，谓世间万物皆为因缘假合，而无自性。其学贵慈悲不杀，以为人死精神不灭，轮回转生，其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尊尚修证佛法，以至为佛。其学善为宏大之言，颇能吸引信众。魏晋以后，其学渐盛。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次入佛寺为厮役。由于其溺于慈爱，法禁松弛，王侯子弟多骄淫不法，以致国是日非。其后侯景作乱，梁武帝竞被逼饿死台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祸，此亦一大历史教训。对此，真德秀说：“盖尝论之，使仙而可求，则汉武得之矣；佛而可求，则梁武得之矣。以二君而无得焉，则知其不可求而得也明矣。纵求而得之，虚无荒幻之教不可以治诸夏，山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国家，况不可求邪！汉武贪仙而终致虚耗之祸，梁武佞佛而卒召乱亡之厄，则贪佞之无补也又明矣。……帝之所学者释氏也。释氏以天伦为假合，故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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