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的接班人
理想主义孕育着痛苦和希望,当我们看到一段不幸行将结束,亦是其达到顶点之时。一场大战告终,总有人从胜利者中脱颖而出,人们寄希望他成为自己理想目标的捍卫者。拿破仑垮台后,人们鼓掌欢迎沙皇亚历山大接替这个角色,而后者也欣然接受了。应该说,他在争夺道德制高点时的对手不是很强大。这些竞争者中的最高统治者包括奥地利皇帝弗兰茨、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英国摄政王和路易十八,政治家包括梅特涅、卡斯尔雷和塔列朗。
弗兰茨是最后一个神圣罗马皇帝,他从查理大帝那里承袭了这一称号,后来被拿破仑夺去,拿破仑认为自己才是野蛮人征服者的真正继任人。弗兰茨也已经习惯做拿破仑的手下败将,并最终让自己的女儿玛丽?路易丝变为“科西嘉新贵的妻子”,希望借此打破对奥地利发动战争的惯例。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惨败后,似乎不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弗兰茨成了最后一位加入反拿破仑联盟的大国君主。在整个艰难岁月中,奥地利一直想在拿破仑费心提议的所有交易中获益。由于奉行权宜之计而不是英雄主义策略,奥地利军队虽然庞大,但在1813年和1814年的战役中表现还不如普鲁士军队。这一政策不能归咎于弗兰茨,而应归因于他的大臣梅特涅。梅特涅早年就效力于皇帝,负责外交事务,那时他打心底认定他的主子并不喜欢外交上的任何变化。没有了外部责任,弗兰茨可以自在地将精力集中于自己更心仪的工作,即调整帝国内部的管理。帝国的司法系统变得非常集权,以致最琐碎的起诉细节也会引起他的注意,在尝试了起诉事务后,他又对处决犯人产生浓厚兴趣。但他很少修改判决,从不行使赦免权,即使对最亲密的朋友也不会感情用事,而与此同时,他对自己兴趣之外的世界实际上一无所知。
尽管腓特烈?威廉的军队出类拔萃,但是他获得的个人荣耀甚至还不如奥地利皇帝。奥地利在1805年连遭打击,此时普鲁士却做了摇摆不定的旁观者,终于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于耶拿被彻底打垮,所有源自腓特烈大帝的威望也在一天之间烟消云散,可怜的国王被迫偏安于他领土的最东一隅。1807年,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在蒂尔西特交好时,腓特烈?威廉便派美丽的王后去跟两个皇帝斡旋,拿破仑不为所动,但善献殷勤的亚历山大乐于自诩为窘迫美人的护花使者。最终双方签署了一个条约,出于对亚历山大意愿的尊重,拿破仑允许腓特烈?威廉保留他先前王国的一部分领土。当时,腓特烈?威廉对亚历山大表现出的感激之情既热烈又持久,但由于他犹豫的秉性,最后没人信任他,甚至最亲密的盟友也藐视他。
在失去美洲殖民地,又禁止皮特引进天主教解放法令后,乔治三世被认为出现了精神问题,但他仍是英格兰国王。其职责由摄政王代行,而摄政王是个上了年纪的花花公子,大腹便便,就连他本人也对自己的肥硕身材感到羞愧,但是因为太过贪食而无可救药。政治上,他支持一切最反动的东西;私下里,又干尽一切最卑鄙的勾当。他对妻子的所作所为使他在现身伦敦街头时引来嘘声一片;对他的举止,英国宫廷已习以为常,外国女士却是难以忍受的。迄今所知,在他的一生中从没赢得任何人的尊重。
路易十八联合欧洲各国恢复了他先祖的王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其先祖名义发动的历时22年的战争已经开始。他少有恶习,德行则更少,而且年老、肥胖,患有痛风。事实上,于法国而言他是个陌生人,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前他还青春年少时便离开了法国。他本人并不缺乏精明的潜质,而且比他的大多数朋友都温厚善良。多年来,他在法国的敌国流亡,寄希望于法国战败,这是他重登王位的唯一途径。随他流亡的包括王子和贵族,这些人因法国大革命而逃离祖国,对于由国民公会和拿破仑创立的法国一无所知。由于和外敌纠缠不清,路易十八很难在自己的祖国获得尊重,是外国政府把他推上了王座,此举无非是因为路易十八的软弱给了他们希望,他们想找回当初被拿破仑强力夺走的安全感。
上述这些人是在王室层面上与亚历山大争夺民心的对手。虽然在政治家中,不乏才华出众的竞争者,但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激起大家强力拥戴之人。在整个伟大的和平年代,最有力的竞争者是梅特涅,他维持着对奥地利的统治,甚至几乎主宰了整个欧洲,直到1848年的欧洲革命将他推翻。而这场革命正是他所实施的政策的必然结果。1814到1848年间,梅特涅支持极端保守主义,给自由主义者制造麻烦,对革命者实行白色恐怖。他的基本政治原则很简单,认为权力神授,所以只有让不敬威权者感到痛苦,权力才能得以维系。事实上他是权力的核心,他制定了这一政治原则,在他眼里这一原则不证自明,但或许这一原则根本没有什么道理。
梅特涅于1773年出生于莱茵兰的一个古老贵族家庭,他代表着18世纪向19世纪过渡的那群人。由于法国对德国的入侵,他的父亲失去了很大一部分财产,这一状况不可能让梅特涅对法国革命生出好感。外交工作对年轻人而言是一份显眼的职业,他父亲曾在奥地利外交界颇有建树,但职业生涯并不算杰出。他也是直到与考尼茨富有的孙女成婚后,前途才敞亮起来。考尼茨是位名臣,在七年战争期间促成了法奥同盟的建立。梅特涅从不同情德国民族主义,事实上他不同情任何国家的民族主义。在他看来,国家就是君主的私有财产,不需要什么主义来增加国家凝聚力。德国西部传统上是亲法的,而奥地利领土上居住的德国人、马扎尔人、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在整个19世纪是反对民族主义的主要力量。在这方面,梅特涅像奥地利一样奉行前革命时代的传统。同样,他对教会的态度也是如此,虽然身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却极少利用世俗的权力来表达对教皇的尊敬,反而在政治上常常反对教权。
梅特涅个性中的另一些特点足以使他称得上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去世时,维多利亚女王已在位22年)。自负的秉性并非任何时代所特有,但梅特涅特有的傲慢自负是属于拿破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的特殊产物。如果我们相信他在回忆录中所言,会以为他毫无野心,不过是在公共生活中保持着一种责任感,并且对别人缺乏他所具有的能力而痛苦。他相信自己具有高尚的道德,并认为在别人看来亦是如此。1813年末,在最终认清形势的发展趋向后,他终止了奥地利在法国和俄国之间游走的双面游戏,并写信给他的女儿说:“我可以肯定拿破仑时时会想起我,在他看来我一定是良知的化身。”梅特涅表露了自己在面对世俗荣耀之时不再回避的原因,这段话令人印象深刻:我已言明,公职生涯于我而言并不愉快。我相信,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明白,要支撑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所面临的巨大困难;良心作证,我对过去几乎所有拯救社会的措施均不赞成,这个社会已被18世纪以来的谬误所侵蚀;最后,我无法相信自己内心能强大到足以对社会做出些许改进。所以我决定不再出现在政治舞台,我独立的个性使我抗拒在这样的舞台上扮演从属性的角色,可是我也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担任改革者。
我的教育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所涉政治领域甚广,因而我很早就惯于对政治做深广而周密的思考。很快我便注意到我对政治本质和政治尊严的思考方式与绝大多数人的立场完全不同,而那些人恰恰在政治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
所以梅特涅说,外交界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无论是旧时的,还是当代的,都不能引起他的尊敬。我决心不走他们的老路,又绝望于凭自己的良心另辟蹊径,自然就选择不被卷入那些大的政治漩涡。实际上,那些所谓的政治大事展示给我的更多是屈服,而不是什么成功的前景。老实说,我从不曾惧怕人们因此降低对我的道德评价。通常,一个从事公职的人在面对这种危险时,一条确定可以自主选择的道路就是——隐退。
作为旁观者,奥地利在拿破仑时代似乎没有扮演什么非常辉煌的角色。然而在梅特涅的回忆中并非如此。“在肩负巨大责任时,”他说,“我只发现了两个可能的依靠,一个是弗兰茨皇帝的坚韧,一个是我自己的良心。”
梅特涅将其成功归功于他的社交艺术,但从他的回忆录中并不能得知作为社交人物的他到底是怎样的。他并不是个深不可测的人,虽然在实施计划时表现得相当聪明,但在构想计划时缺乏深入思考的能力。他不循常理,生性乐观,只有那些在他手上受挫的人才讨厌他。如同那个时期的大多数外交家,他的政治作为总是与风流韵事纠缠在一起,只是在这方面他比别人更为成功。那些能探知政治秘密的女人总能受到他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女人们通常难以抗拒,有时候双方都在玩着同样的游戏。他与拿破仑的妹妹卡罗琳?缪拉特保持亲密关系多年,有时会从她那里听到拿破仑的秘密,有时听到的不过是富歇想让他听到的消息。1814年奥地利和缪拉特结盟时,塔列朗写信给路易十八,严厉指责梅特涅的决定受到了他对卡罗琳王后的爱情的影响。奥地利这样做最初是有其政治动机的,但是当计划落空后,王后的魅力也随即失效。梅特涅有时可能会别有用心地向那些卷入政治中的女人献殷勤,但指责他因此迷失心智也是不公正的。
最重要的是,梅特涅出身贵族,不是像英国和俄国的那种地方性贵族,而是法国的宫廷贵族,那时法国是路易十四的天下。万事皆为君主及其大臣,这些人无需考虑百姓的利益。“人民”对梅特涅而言几乎不存在,除非被迫不无厌恶地想起那些肮脏的衣不蔽体的法国革命者。后来,当民众开始攻入王宫时,他还本能地想像踩死黑甲虫那样践踏他们,但在民主的洪流面前,这位非常优雅的绅士最终成了历史的绝唱。
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具有难能可贵的品质,在处理外交事务时表现得无私而公正。他不算才华横溢,外国人曾嘲笑他(比如后来在威尔逊)对欧洲大陆地理的无知。但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相比,他不仅能做出合理的正确决断,而且很少耍弄阴谋诡计。虽不引人注目,却处事精明。比如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奥地利政府成功地将间谍安插到几乎所有大使及其随员身边当女佣,后者将她们从废纸篓中得来的情报拼凑起来,送交了警察部门。但是,卡斯尔雷带上了自己的仆从参会,这让秘密警察大伤脑筋,在工作报告中叫苦不迭。他很少欺骗别人,别人想欺骗他也没那么容易。根据他的通信,有人判断(只要不涉及他的阶层和国家)他情绪稳定,心无偏见:个人好恶似乎不会左右他的意见。当然,对于外国人他也有一种完完全全的英国式疑心。1815年1月30日,他在给巴瑟斯特勋爵的信中写道:“我恳请你现下对任何欧洲列强都分文不给,它们越穷就越少争执。”拿破仑倒台之后,他真诚地期盼和平。奥地利大臣根茨在提到维也纳会议时说:“英国希望和平,和平高于一切,很遗憾我只能说,无论付出任何代价,哪怕满足任何条件,英国都要和平。”外交事务上,卡斯尔雷有相当功绩,然而作为人们咒骂的祸国殃民的英国政府的重要一员,他受到斥责也在情理之中。让人心头一惊的是,如此冷静缜密的人最终还是垮了,在精神错乱之后自绝于世。格雷维尔曾公正地评价道:“他个性冷静而坚毅,让人觉得他对自己所有的行为都充满了决心和信心,这不仅令友人钦佩和格外信赖他,还赢得了那些死对头的尊敬。”在他身为外交大臣与各国使节的来往信件中,人们惊讶地发现,他竟然从未招致对方的任何不满,他甚至还指点威灵顿公爵在与人交往中不要惹恼对方。不过正如格雷维尔所说,尽管那些因为工作与他关系密切的人信赖他,但他呆板的个性始终无法激起大多数人的热情。在谈到他逝世的消息时,格雷维尔再次表达了这一观点:“当我到达镇上时,遇到了几个假装沉浸在悲伤中的人,一副应景的表情,我无法形容我的震怒,因为我敢肯定他们并不在乎卡斯尔雷的离世;实际上,他们若真感受到什么,可能也是对他的离去感到解脱而不是难过。”一个虚荣的人不会希望这样的评价成为自己的墓志铭,但我怀疑卡斯尔雷勋爵是否真的在意他人的评价。
在参加维也纳会议的要人中,硕果仅存的就是塔列朗,他代表着路易十八和法国波旁王朝的利益。1754年,塔列朗出生于法国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成年后还有机会享受旧制度的荫庇,这是那些出生太晚的贵族无缘体会的真正的快乐生活。拜幼时意外所赐,他无法从军,父母便安排他去教会工作,由他弟弟来承继家族产业。后来,塔列朗成了奥顿区的主教,但没人指望一个出身贵族的教会权贵会在宗教事务上表现出多大的虔诚,因而他在一帮放荡不羁、思想开明、聪明睿智的朋友的陪伴下尽情享受生活。对神职生活的厌倦以及内心真正的信仰使他将自己的命运与革命联系在了一起,出席制宪会议,支持教会土地收归国有。在“恐怖统治”之初,他认为必须远走高飞,于是逃往英国,但英国政府怀疑他是法国间谍,不允许他居留,他只能从英国去了美国。在那里他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最后,当风暴减弱后,他回到了法国。
作为拿破仑的外交大臣,塔列朗的才能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并不是个不畏艰险的人,总是尽可能避免尖锐的冲突,比如一旦与拿破仑的意见相左,他会选择妥协而不是辞职。另外,对于经手的事务,他从不放过任何收受贿赂的机会,因而积攒了巨额财富,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受贿曾经影响过他作决定。他的长处在于一种谨慎的智慧:他性格和善,很少仇恨,厌恶战争,并尽一切可能促进国家间的自由贸易。他努力遏制拿破仑的野心,但未能成功,那一刻他便预见到拿破仑将来必定垮台,并开始与波旁王朝私通。1808年,拿破仑与沙皇亚历山大在爱尔福特密谋瓜分世界,塔列朗警告亚历山大要提防拿破仑,在其外交生涯中他始终如此。他在背叛行为败露后即遭免职,却并未声名扫地。拿破仑一垮台,他便重返政治舞台,尽管好景不长。因为二次复辟之后复出的教会人士和极端保皇派对塔列朗深怀敌意。
塔列朗做了一些惊世骇俗的事,比如尽管他是牧师,却结了婚;虽是贵族,却娶了个不想生育或抚养后代的女人,无论婚前婚后她都公开地过着一种不合规矩的生活。塔列朗对于这一切都保持沉着冷静的良好修养,反倒是拿破仑听了之后勃然大怒。一次,拿破仑当众责骂他,塔列朗却是面不改色,拿破仑的火气越来越大,最后拿他的跛足和他妻子的不信神辱骂他,但塔列朗依旧面带笑容不为所动。当拿破仑终于结束了他的长篇大论,塔列朗耸耸肩对旁观者说:“可惜了,如此伟大的人物却这么没教养。”
很少有人像塔列朗那样一生历经如此的世事巨变,他在路易十五时代出生,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离世,有过数不清的风流韵事,大多数情况下付出了真情,容易动感情的确是他性格的一个主要特点。塔列朗晚年时,所谓的自由思想和自由恋爱已不再时兴,维多利亚式的美德在法国就像在英国那样已成气候,为此他顺应时代变化,表现出新的行为规范所要求的美德,打算在病榻上用他能想到的最戏剧化的方式化解与教会的过节。在遗言中,他一再提醒主持仪式的牧师必须按主教的规格对他施临终涂油礼。
在内心里,塔列朗一生都在秉持路易十六时代自由派贵族通常具有的观念。后者中的大多数要么被送上了断头台,要么在战争中死去,要么是在恐怖统治时期因受惊吓而蜕变为反动派。塔列朗凭借其柔韧的个性,冷静的哲学思想,最主要是他强大的智慧,逃过了所有这些灾难。他的言语富有魅力,即使在晚年也能迷住那些生长在道德上再生、智力却衰微的时代的假正经:他们一开始视他为可鄙之人,但不久就为他的机智风趣、文化涵养、宽广视野以及真诚友好所倾倒,着了魔似的来到他身边。不可否认,他是个无赖,但他干的坏事比起许多无可挑剔的正直之士要少得多。
至于沙皇亚历山大大帝,他任命自己为外交大臣,与那些精明能干的外交家可谓棋逢对手,梅特涅、卡斯尔雷和塔列朗都没能成功地对他施加影响。普鲁士国王甚至置自己大臣的建议于不顾盲目地跟从他。以后几年中,梅特涅的意见超越亚历山大占了上风,但这是梅特涅职业生涯后期才发生的事情,而1814年的亚历山大仍然保持着完全独立的决断。亚历山大在一所严格的学校学习过外交,他的祖母就是开明而放荡的叶卡捷琳娜女皇,父亲是半疯的沙皇保罗。他一出生祖母就将他带离父母,亲自监督他的教育。因为她觉察到保罗难以成为一个好皇帝,便想跳过他让亚历山大直接做自己的继承人。在亚历山大还不满18岁时,祖母就写信向他表明了这一计划,而他必须回信。一边是风烛残年的独裁者,一边是陷入疯狂的精神病人,大多数男孩很难得体地回信,但亚历山大不然,他写道:
皇帝陛下!
出于陛下对我的信任,愿意赐予我此等荣耀,同时以您的仁爱屈尊亲自写信解释此事,对此我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祈望陛下可以洞察到我内心对于您珍贵恩赐的热忱,我完全能感受到其中的重要意义。真的,即使以我的鲜血和生命也不足以回报您已经和将要为我做的一切。不久前陛下已与我沟通,显然来信中您又确认了这一切,您的意思表达得如此充分以至于我无法再做什么补充。再一次地匍匐在陛下您的脚下,表达我最强烈的感激之情,怀着最深的尊敬和最神圣的服从之意,自愿选择成为陛下您极为卑微而顺从的孙儿。
亚历山大
一个真正的模范孙儿。同时,如果这封信被他父亲看到(比如信中他所默认的内容),也不会让人觉得作为儿子的他不像作为孙子的他那样孝顺。经过如此的历练,他不必再害怕会被梅特涅和塔列朗蒙骗了。
在学者看来,亚历山大所受教育要比大多数王子的好得多。1812年,俄法大战如火如荼之际,他竟然可以与一些无知的年轻女士谈论康德和裴斯泰洛齐。叶卡捷琳娜向他灌输了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甚至政治自由主义的主张,即使法国大革命使她成为反动派之后,仍然没有改变这一教育原则。他的家庭教师拉阿尔普是个品行良好的瑞士学者,用理性的仁爱滋润着亚历山大的内心,而亚历山大的父亲和祖母却毒害他的潜意识。拉阿尔普相信民主,推崇(理性范畴内的)法国大革命,开始时还很赞赏拿破仑。他的正直中不乏迂腐:尽管确信保罗只会误国,他还是出于纯粹的法律理由——不顾保罗恨他,而亚历山大爱他——反对叶卡捷琳娜女皇绕过保罗来传位。这导致他被女皇解雇,虽然剥夺保罗继承权的计划最终没能实现。不过,女皇还是迈出了第一步,她宣布亚历山大已经完成学业,并逼迫他在16岁时成婚,为了让亚历山大看起来已经长大成人。
保罗在位4年,这4年无论对亚历山大还是整个俄国而言,都是一场噩梦。历史的最后一幕是保罗的贴身随员打算暗杀他,亚历山大得知后恳求暗杀共谋者,如果可能的话只废黜父亲但不要杀他。这件事既困难又危险,后来他们还是杀了保罗,让亚历山大坐收渔利。法庭对那些明显牵涉此案的人进行了惩罚,但是惩罚力度被最大程度地减轻了。俄国松了一口气,兴高采烈地欢迎亚历山大。尽管人们怀疑亚历山大是同谋,但当时这一阴谋被掩盖起来不为人知,直到一个多世纪以后。此事对亚历山大的内心造成了终生未愈的伤害,后来他在宗教信仰方面表现出的好奇而相当危险的倾向与此大有关系,但这一倾向在1815年前几乎看不出来。从1815年到他逝世的1825年,亚历山大的忧郁日益加重,最后他完全变成了一个当代俄瑞斯忒斯。
人们对于亚历山大统治的前半段的评价颇多分歧。他放荡不羁爱赶时髦,讲究打扮,政治开明,渴望用权力能助他实现理想。他曾有一个非常宠爱的情妇,还与她生有几个孩子,但他对自己妹妹叶卡捷琳娜的狂热却超出了常理,再忙也要给她写信,并且毫无保留地坦陈一切,所以这些信件对历史研究极有价值。他感激叶卡捷琳娜和他的情妇交朋友,并与她联手对抗他们的母亲。对于叶卡捷琳娜夸张的爱意,他以绵绵情话来回应,比如:“再见了,我令人陶醉的眼神,我心底对你的爱慕,我年轻生命的光华,所有这些自然呈现的东西也许都比不上毕西姆瓦纳的扁鼻子。”(这封信写于奥斯特利茨战役打响前。)叶卡捷琳娜是个活泼但并不得体的年轻女人,至少有一次(1814年亚历山大访问英国时)她在政治上误导了亚历山大,从而对欧洲事务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向非常融洽,唯一的例外是在1812年拿破仑进犯期间,她参加了对她哥哥御敌不利的爱国抗议活动。
1801年登基时,年仅22岁的亚历山大缺乏理政经验。这时他想到了拉阿尔普的教诲,决定在由他的私交组成的委员会的帮助下积极推行改革,果然成功地收拾了保罗留下的烂摊子。此外,亚历山大还放宽了审查制度,积极改善教育状况。但是一遇到解放农奴或制定宪法这类事,他就发现困难重重。至于外交,他起先与当时拉阿尔普所赞赏的拿破仑结交。但是,当拿破仑恃强欺凌瑞士又宣布称帝,这激怒了身为爱国者和民主倡导者的拉阿尔普,亚历山大也转而反对拿破仑,并于1805年和1806年与之交战。前一仗俄国联合了奥地利,后一仗联合了普鲁士,仍先后在奥斯特利茨和弗里德兰遭遇败绩。这导致了《蒂尔西特和约》的签订,东方的皇帝和西方的皇帝突然握手言和。起初还弥漫着一派蜜月气氛,各方都认为其他方是真诚的,但在蒂尔西特分手后不久便再起战端。亚历山大一直想对土耳其人宣战,拿下摩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而拿破仑并不希望这样,生怕把土耳其人推向英国的怀抱,于是提出牺牲普鲁士的利益换取合作。对亚历山大来说,因为曾经对美丽的路易王后指普鲁士王后。——译注有过承诺,所以拒绝了拿破仑的建议。最后,拿破仑提出了一个宏大计划诱惑亚历山大,即他们共同瓜分土耳其,然后联手征服印度。欣赏《天方夜谭》的亚历山大此时显出其孩子气的一面,他被迷惑了,做出的回应正如拿破仑所愿。然而他精明的一面没有就此沉睡,在协议中他提出不仅要摩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还要君士坦丁堡。在这之后,他将协助拿破仑对付叙利亚,不过必须首先保证他的利益。当然,仅仅依靠通信是不可能达成协议的,于是两位君主同意在爱尔福特见面,拿破仑希望在那里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占据上风。然而他低估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写信给他的妹妹:“波拿巴认为我只是个傻瓜,谁笑到最后,谁才笑得最好,对我来说,我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上帝那里。”信中他称“波拿巴”而不是“拿破仑”,这一细节本身就隐含着敌意,这意味着人们以为的所有友谊可能并不存在。
同时,亚历山大利用了这段表面的友谊,联手法国征服了当时还隶属于瑞典的芬兰。之后,他答应帮助瑞典人拿下挪威以换取瑞典的好感,当时的挪威属于与法国交好的丹麦。后来,拿破仑没有帮他得到摩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他意识到法国的友谊已经不可能助他进一步实现目标。当时拿破仑曾抱怨说,600艘英国轮船驶入芬兰湾,在俄国境内运输英国货物。亚历山大对此心中窃喜,对外却直接予以了否认。之后,拿破仑率大军出兵莫斯科,撤退途中溃不成军,整个欧洲视亚历山大为救世主,欢迎他的到来。高奏凯歌的盟军踏上了巴黎的土地,亚历山大将这一切归为上帝的护佑,因为他不能将胜利记在自己或者手下将军的身上;普鲁士人看到道德的力量战胜了法国的腐败和无神论;奥地利人看到了为传统正义辩护的机会;英国人看到了海洋的力量和廉价产品的胜利,而世界看到了和平的希望。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开启时欧洲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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