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阿佩尔鲍姆（Binyamin Appelbaum）

   《纽约时报》首席商业与经济作家，编辑，记者。2010—2019年担任《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负责报道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经济政策。曾在《夏洛特观察家》工作，关于次级贷款的报告赢得了乔治·波尔克奖，并获得了2008年普利策奖入围奖。

苏京春

    经济学博士，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译有《经济奇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逻辑》《通往衰败之路》等。

王睦 

     博士，香港科技大学助理研究员。

   当我们遇到诸如公共政策、全球化、市场竞争、去监管、垄断、效率、公平、贫富差距、数字经济等经济问题，经济学家能告诉我们什么？

   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家在美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人们一度认为，经济学家的专业知识能为政府决策带来精确性和严谨性，但金融危机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反思。这本书将1969—2008年的40年称为“经济学家时刻”，讲述了经济学家的错误预言、自由市场的演进，以及由于高度推崇市场而导致的社会断裂。

   这本书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在美国政治与社会中的作用很小，处于边缘地位。当“二战”后的繁荣开始消退时，经济学家的影响力和权力也随之上升，逐渐走到中央舞台，影响并参与政策的制定。结果是，一方面，这些经济学家及其思想重塑了现代世界，释放了企业活力，为全球化扫清了道路；另一方面，繁荣的代价是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一味地拥抱市场反而牺牲了经济平等和后代福祉。

　　《经济学家时刻》：
　　1966年末，在一次晚宴上，马丁·安德森，一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有自由意志主义倾向的经济学青年教授，发现自己的邻座就是理查德·尼克松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尼克松在第一次宣布退出政坛后就加入了这家纽约公司，他对记者说：“你们再也不能把尼克松的名字在新闻里胡写一通了。”然而这名律师不喜欢尼克松，到晚宴结束时，他也开始讨厌安德森了。他告诉安德森：“如果你持这样的观点，那你不应该为我工作，你应该为我的老板工作。”几天后，安德森接到了尼克松的公司合伙人兼私人顾问伦纳德·加门特的电话。加门特告诉安德森，他听说有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发表了一些“疯狂”的言论，于是他决定邀请安德森过来聊一聊。不久，安德森就开始定期参加一个小团队举行的会议，而会议的内容就是策划尼克松在1968年总统大选中的政治复活。
　　在1967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尼克松团队把注意力转向了征兵。为了应对战争，美国在大多数主要的战役中都进行了征兵，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会第一次批准了一项常年的持续征兵政策。这个国家肩负着全球的责任，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一场“冷战”需要多少名士兵。在接下来的25年里，政府每年都征召了成千上万名士兵。
　　到20世纪60年代，公众对征兵的支持力度开始减弱。虽然服兵役被描述为一项普遍义务，但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男性在军队服过役。随着越南战争愈演愈烈，对挑选一些人去服兵役或者说是去送死这一最基本的不公平政策的反对声音也一浪高过一浪。改革者提出了一些想法，如用全国抽签的方式取代地方征兵委员会，或是要求全部男性参加军事训练，但这些想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不公平的问题。
　　“我有个主意。”安德森对尼克松团队的人说。他刚刚读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一篇文章，他认为政府应该结束征兵制，转而通过提供有竞争力的工资来招募完全自愿参军的人。“在结束征兵的同时加强我们的军事力量，这是件两全其美的事情，如果我能展示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话，你们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安德森问团队成员们，“让我就此写一篇论文吧。”
　　世界在不停地变化，并且很难用一个原因来解释。美国于1973年结束了征兵制。其中一个原因是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迎来了婴儿潮；另一个原因是那个名叫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的人太缺乏安全感，他因为担心会处于不利地位而加紧推行征兵，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还有一个原因是要教新兵学习新军事技术越来越难，加之投票年龄降低到了18岁，而生活在日益繁荣的国家里的年轻人根本不想参加战斗。这些原因都非常重要，但不得不说，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说服了安德森，而安德森又说服了最终赢得1968年总统大选的尼克松。
　　弗里德曼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学者，他于1976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应该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而被后人铭记，他是这场保守派反革命运动最有说服力的预言者，这场反革命运动重新定义和塑造了美国甚至全世界人民的生活。
　　他在1998年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政策制定者打开冰箱门时，经济学家会确保里面有充足的食物——“通过在危机时刻也能留有选择的余地”，来施加影响力。他在结束征兵制这项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标志着他第一次成功地用自己的信仰扭转了政府政策的方向。此后，更多的胜利接踵而至，但是当弗里德曼的生命走到尽头时，他回忆说，他最为骄傲的仍然是他的第一场胜利。他说：“此后我所从事的所有公共政策活动都再也没有给我带来这么大的成就感。”
　　米尔顿·弗里德曼像一个游离的电子一样，以一种颠覆性的方式举重若轻地搅动起一场思想意识的革命，他的影响贯穿整个20世纪，直到他轻轻地走了，留下了一个被他的思想重塑的世界。他个子矮小，戴着一副大大的眼镜，像一个天生的推销员一样有着孩童般的热情。伟大的科学家常常被描绘成极不善于与人交流，这一点甚至还被认为是他们有才华的一个标志。相比之下，伟大的经济学家往往是自己思想的推广者，而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人能和弗里德曼媲美。他那有启发性的思想简单而又通俗：开放市场是人类最佳的管理体系，定然比传统的政府形式要好得多，而政府的权力应被控制在绝对的最低限度。他开玩笑地说，如果政府官员控制了撒哈拉，那么很快就会出现沙子短缺的情况。
　　1980年，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推出了一档节目，名为“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这个节目宣传的都是弗里德曼的思想和观点。节目中，弗里德曼举起了一支再普通不过的黄色铅笔，然后对这支铅笔的构造进行了想象和描述。“事实上，要有成千上万人的合作才能最终制作出这支铅笔。”弗里德曼这样告诉听众，他列出了提供木材、石墨、黄色和黑色油漆、橡皮擦以及金属箍圈的工人名单。“这些人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如果他们遇到彼此还可能会仇视对方。但是什么把他们聚在了一起呢？”他用笔尖轻轻敲着桌面，“这就是价格体系的魔力。”
　　他还是一个犀利的辩手，这使一位同事发觉，要想辩驳弗里德曼的观点，最好选他不在场的时候。6弗里德曼总是面带着柴郡猫似的微笑，安静地听对手将观点表达完，然后他就会娓娓道来，让对手明白为什么他们的观点是错的。
　　在职业生涯的前半部分，弗里德曼进行了大部分重要的学术研究。而在后半部分，用纽约参议员、公共知识分子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话来说，他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创造力的社会政治思想家”。莫伊尼汉有资格评判弗里德曼，因为他们在同一阵线上工作。7即使是那些不同意弗里德曼观点的人也发现自己无法忽视他的抨击。在20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说：“虽然只有一小部分经济学家会被他的观点说服，但是在任何一场学术午餐的餐桌上，人们谈论的话题都更可能是关于米尔顿·弗里德曼，而不是其他经济学家。”
　　半个世纪过去了，经济学家仍在谈论弗里德曼，但更多的人已经认同了他的观点。曾在克林顿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高级官员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H.萨默斯在2006年写道，弗里德曼在年轻时是一个“妖魔化的形象”，但后来，他越来越钦佩弗里德曼。萨默斯写道：“他对当今世界经济政策的影响比任何其他现代人物都大。”他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安德烈·施莱弗在2009年写道，1980-2005年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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