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见证与诗歌的力量》:
费孝通指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从本质上说它是一个“农业老家”。农业文明中所滋生出来的这些生死离别的悲怆、异域他乡的孤寂、思念亲人的热切,都是乡土诗歌重要表现的母题。在现代性视野下的乡土诗歌,主要是在于表现启蒙者对于乡土的批判和逃离都市对于现代乡土所寄予的精神家园的冥想,都体现了乡土诗歌对于现实的重要意义,所呈现的是一种劲道的现实主义精神。但是,在中国进入转型时期的今天,如何立足于现实表现乡土、表现什么样的乡土,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乡土诗歌的发展方向,从表现主题上来说,应该朝向城市文明的方向发展。农业文明并非是理想天堂,今天转型社会中的乡村,不乏问题重重。“我所认识的乡村/和诗人讴歌的乡村不同/我所认识的乡村/不愿再做贞洁坊/养活一群精神阳痿的人/我所认识的乡村/是正在丰满的身体/渴望城市的抚摸/哪怕那双手/有点肮脏”(朱剑《我所认识的乡村》)。这首诗真切地道出了现实中的乡村和想象中的作为精神憩园的乡村的巨大差异。将乡村作为精神憩园不过是城市文明出逃者的幻觉。这样的乡村只是存在于人们遥远的记忆当中。当我们真正地面对今天的乡土的时候,不得不面对今天乡土的一切,不仅仅是表面的浮华,同时还有乡村所存在的问题和所呈现的破败。从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城市文明整体上来说是进步的、向上的,尤其是与农业文明相比,指引了农业文明的发展趋向。虽然说城市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冲击农业文明中一些美好的素养和质地,但是这应该是我们创造更好的乡村文明的动力,而不是完全批判、拒绝城市文明的借口。城市作为现代化的前沿阵地,虽然自身带有很多“都市病”,但却是不可阻挡的大方向,而乡村不能总是缅怀以往的宁静和诗情画意,要热切地去拥抱城市文明。如果乡土诗人仅仅站在启蒙的立场上守望乡土,或者是从一个人文知识分子还乡的角度凝眸乡土,无论对乡土进行如何的发现、重构、聚合等,都是在形而下的层面上低水平的循环重复,久而久之,乡土诗歌将变得板结和模式化,它在当代诗歌史中也会失去生机和活力。乡土诗歌应该从更高的视点上向人类的“终极关怀”展开凝望,毕竟现代化发展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乡土不可能怡然置身度外,虽然可能和城市文明并非步伐一致,但是必然和城市文明一起朝向人类的理想彼岸不停地迈进。乡土现代化的进程和城市现代化进程存在着相当大的趋同性,必将历经诸多的碰撞、冲突,而后才能确立新的价值观念和体系。诗人要在寻求表现城市问题的同时,将乡土问题一起统筹,而不是逃离到传统文化里或者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乌托邦,把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屏障变成个体的避难所,而是需要站在对乡土进行“终极关怀”的立场上,立足于乡土实际,指引、推动乡土文化靠拢、趋近城市文明。尽管城市文明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毕竟城市文明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对传统的乡土文化要进行深层次的扬弃,剥离依附于乡土文明上的阴暗面,澄清被个人欲望所掩盖的和实际功利目的所消解的乡土的“终极”意义,最终站在历史和时代的视野上建立起新的乡土文明的价值观。
乡土诗歌的发展方向,从表现形式上来说,应该朝向乡土现实和审美的融合。乡土诗歌摆在我们面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乡土诗歌与现实靠得太近,诗歌成为表现乡土问题的工具,也就是说,乡土诗歌只是注重对于现实的烛照,而根本不顾及如何将现实进行加工、提炼,最后上升到诗意。白连春有一首诗叫做《缺口》:“村里说要完成乡里的任务/乡里说要完成县里的任务/县里说要完成国家的任务/农民的汗水一路流着/流到最后/不知国家能收到几滴//中央开会说减轻农民负担/省里开会说减轻农民负担/县里开会说减轻农民负担/农民负担从上减下来/减到最后农民的肩上/依然沉重//农民说我们的肩膀/从来就不怕挑担/只是别让农民的负担/变成国家的忧患。”这首诗可以说是一首反映农民负担的“问题诗”,充满了讽刺和批判的味道,让读者透析到问题的存在之处,却很难从这首诗中看到诗意,难以产生审美的愉悦。诗中所写的现象,如今已经成为历史。这样的诗歌具有见证和记录的意义。但是,乡土诗歌不要过于依赖现实,而是要对现实进行超越。我们强调乡土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并不是说乡土诗歌要紧紧地贴在现实上,而是要对乡土现实有所超脱。与此同时,更重要的在于要考虑如何将现实进行加工、提炼,进行审美的升华。诗歌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那种不顾及诗歌自身的审美追求而一味地对现实俯首帖耳的诗歌,只能是像流星一样一闪即逝,而那些将审美因素和现实完美结合在一起的诗歌,才可能在诗歌发展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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