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奎报咏史诗研究》：
李奎报有着对国家、对人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高丽武人专政时代，派系斗争频仍，人民生活贫困，而契丹、女真、蒙古、倭寇等外族势力又频繁入侵朝鲜半岛。在各种矛盾交织错杂、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环境下，李奎报对国家和人民报以极大关怀，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又首先体现在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观李奎报诗，《东门外观稼》《雨中观耕者，赠书记》《新谷行》《代农夫吟二首》《孀妪叹》《路上弃儿》《闻国令禁农饷清酒白饭》等体现关爱人民、同情百姓的诗作不胜枚举，而其中所体现出的对人民伟大的爱也不言而喻。人民生活富足，农业丰收，无疑也是诗人最大的愿望，如在《新谷行》中，作者曰：“一粒一粒安可轻，系人生死与富贫。我敬农夫如敬佛，佛犹难活已饥人。可喜白首翁，又见今年稻谷新。虽死无所歉，东作余膏及此身。”（《东国李相国集·后集卷一》）再如在《过松林县》中，诗人欣喜地说：“露积崇困驯鸟雀，刈残遗穗付牛羊。路逢村叟闻佳语，今岁谁家不酒香。”（《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十一》）而人民的不幸同时也是诗人的不幸，如《孀妪叹》中，李奎报曰：“林叶尚青青，蟋蟀鸣砌底。妇女已惊秋，殷勤理机杼。独有老孀妪，拱手愿复暑。时节固有程，进退宁为汝。园枫行欲丹，尔可寻古絮。答云是何言，妾本最贫女。故絮久已典，新衣谁复与。我闻恻然悲，心若挂私虑。要趁穷秋时，尺帛期可惠。”（《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十二》）这种对人民的爱不禁叫人想起白居易《卖炭翁》中的老者。就李奎报诗中之人民性特点，高丽时代学者即有曰：“古人以白公为人才者，盖其辞和易，言风俗叙物理，甚的于人情也。今观文顺公诗，虽气韵逸越侔于太白，其明道德，陈风谕，略与白公契合。可谓天才人才备矣。”②今有学者亦就此道：“他还通过描写农民悲惨遭遇的农民诗，对腐败的封建官吏进行了批评，表现出对饱受掠夺之苦的下层人民的关注，这是门阀贵族文学中绝不可能表现的。”①的确，一方面，李奎报作品中的“农民诗”在门阀贵族中是较稀有的，另一方面，我们却应注意，李奎报毕竟属于封建地主阶级，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其社会责任感中的时代局限性。据《东国李相国集·年谱》，高丽神宗五年（1202）：“壬戌，泰和二年，公年三十五。夏五月，丁母忧，冬十二月，东京叛，与云门山贼党举兵，朝廷出三军征之。军幕逼散官及第等，充修制员，历三人，皆以计避不就，至公，慨然曰：‘予虽懦怯，亦国民也，避国难非夫也。’遂从军，于是幕府欣然，奏为兵马录事兼修制。盖畅其情也。是月，行次清州，作《幕中书怀》古诗十八韵，呈同营诸公，又次尚州作《观金上人草书，古诗十五韵》。”李奎报生平第一次参加军事活动，参与的即是对农民起义的镇压，但就其自身出发点而言，确系地主阶级立场上的一腔社会责任感所驱使，因而今人亦无可厚非，李奎报诗、文中皆有关于这一军事行动的反映。而其后李奎报则选择与武人政权合作，且不免有阿谀武人崔氏之虞，如朝鲜王朝初期学者曹伸即道：“文顺公诗文自可脍炙人口，而其《上晋阳公》感谢米炭，诗曰：‘炭玉苫苫堆可仰，米珠粒粒重难掀。……一生祝寿凭谁证，无尽虚空有佛尊。’语甚浅俗。……文顺公评论东国书诀，以金生处神品第一，僧坦然居第二，晋阳公崔瑀为第三，柳伸第四。”②崔瑀即崔怡，崔忠献亡后高丽崔氏武人独裁政权的实际继承人，而曹伸评价李奎报语不无讥讽，尤其“语甚浅俗”一语与其说是评价李奎报诗文，不如说是对李奎报“阿谀”崔怡之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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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顺庆
★该书是对朝鲜汉文学的深化研究，对前人较少涉及的领域进行了深入挖掘，尤其是对长篇叙事诗《东明王篇》进行了重估与创新性阐释，并就其构成元素，从中国典籍中检索出实实在在的关联。著作观点明确，论述角度与定位准确适中，注重诗、史互证，系统地展示了李奎报咏史诗的价值和意义，体现了作者认真的学术态度和良好的理论修养。
——葛振家
★李奎报有东国李太白之称，其咏史诗既有鲜明的文学形象，也有对史实的阐发。该书作者师存勋运用文学的、历史的多种研究方法，带我们了解了李奎报的政治理想、真挚情感及其咏史诗所蕴含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让我们了解了李奎报的生活史、创作史和心灵史。而接受与影响的研究又让我们感受了李奎报咏史诗中的中国文化世界。所以这是一项既严谨、理性，又体现人文情怀的研究。
——曹春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