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宁，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科技创新政策、全球化与国际科技合作研究。主持和参与国家及省部级课题30余项，在《当代亚太》《清华大学学报》《国际贸易》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陈宝明，科学技术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宏观科技发展战略规划、政策、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研究。主持和承担***课题20余项，出版专著多部，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

　　随着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快速提升，与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相关的国际经贸摩擦也在迅速增多。中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过程中，需要越来越多地考虑科技创新政策与国际经贸规则协调的问题。
　　《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与国际经贸规则协调研究》以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协调为研究内容，系统分析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与相关国际经贸规则之间的适应性问题，以及国际经贸规则调整对于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潜在约束，并在深入研究政策与规则的关系、借鉴发达国家典型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相关政策与规则协调的建议。
　　首先，《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与国际经贸规则协调研究》梳理总结了影响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主要规则。包括《WTO协定》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相关议题，以及近年较有影响力的诸边、区域与双边协定（谈判）中的部分条款。并基于中国科技创新战略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演进阶段，分析了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体系与国际经贸规则协调程度的变化。
　　其次，《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与国际经贸规则协调研究》详细研究了中国科技规划、科技计划、科技税收、科技金融、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和知识产权六类科技创新政策在WTO下的合规问题，并揭示了六类政策在合规问题上的不同特点。
　　同时，《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与国际经贸规则协调研究》基于中国加入WTO以来的被诉案件，分析了中国科技创新政策被诉的趋势与特征。
　　《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与国际经贸规则协调研究》还从WTO争端解决案件中选取了五个代表性案例，研究了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等发达成员在科技创新政策合规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再次，对于国际经贸规则的新一轮调整，《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与国际经贸规则协调研究》重点分析了WTO改革中的补贴规则调整、贸易协定中的国有企业规则与知识产权规则对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可能影响，以及中国数据本地化政策与美国、欧盟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协调问题。

　　《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与国际经贸规则协调研究》：
　　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阶段的协调问题：“转型期”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阶段大致是从2012年开始的。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提出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时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2015年发布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2016年发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了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同时明确指出，“创新驱动就是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在新形势下中国以全球视野谋划制定的新发展战略。首先，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迅速提升，逐渐开始以崛起中大国的视角审视国际竞争形势和未来发展前景。2010年，中国GDP首次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二。2013年，中国贸易总额首次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但中国的发展还面临重大科技瓶颈，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很多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发达国家在科学前沿和高技术领域仍然占据明显领先优势。其次，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逐渐进入新常态，通过创新驱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求越发紧迫。创新驱动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然选择，是更好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最后，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创新驱动成为谋求新的国际竞争力的大势所趋。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重塑世界竞争格局、改变国家力量对比，创新驱动成为许多国家谋求竞争优势的核心战略。而为了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国家对战略科技支撑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阶段，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协调问题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协调问题保持了前一阶段的频发态势。按同等时间跨度计算，2012年至2017年，中国在WTO中与科技创新政策有关的被诉案件由前一阶段的5起增加到6起。二是对政策的约束逐渐出现在高技术领域和战略性的产业领域。2015年美国在WTO提起的DS501案就是中国在航空工业领域的首个被诉案件。2017年8月美国对中国发起的“301调查”重点关注的则是所谓的“强制技术转让”问题。三是现行规则之外的“软约束”增多。一方面，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借助双边平台或单边措施对中国科技创新政策进行限制。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主导推动的国际经贸规则调整也有进一步挤压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实施空间的倾向。
　　造成这种“转型期”特征的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中国科技投入的持续大幅增长，以及科技创新不断取得重大战略性突破，对发达国家构成了较大的竞争压力。中国国家财政科技拨款从2006年的1688.5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5600.1亿元，年均增速达到22%，2018年进一步提高到9518.2亿元。中国在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方面持续突破，取得了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载人深潜、超级计算、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量子通信、诱导多功能干细胞等大批创新成果。在高铁、移动支付、人工智能等领域已经超过或将要超过发达国家。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历年《国家创新指数报告》的测算，中国创新指数已经从2006年的第25位提升到2016年的第17位，接近世界创新国家“第一方阵”的水平。第二，由于既有规则越来越难以限制中国科技创新竞争力的提升，发达国家就有更大的意愿推动规则调整以纳入更多限制性规则。知识产权、政府采购、跨境数据流动甚至环境标准等规则的调整都反映出这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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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第三节 相关概念的澄清
第四节 研究框架

第二章 影响科技创新政策的国际经贸规则
第一节 WTO协定及中国加入WTO承诺
第二节 多哈回合谈判相关议题
第三节 诸边、区域与双边协定

第三章 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演进及其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协调
第一节 科技创新政策体系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协调：理念与原则
第二节 科技创新战略的演进及其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协调
第三节 科技体制改革及其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协调
第四节 科技创新政策的决策主体对协调度的影响

第四章 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与WTO规则的协调
第一节 科技规划与WTO规则的协调
第二节 科技计划与WTO规则的协调
第三节 科技税收政策与WTO规则的协调
第四节 科技金融政策与WTO规则的协调
第五节 创新产品政府采购与WTO规则的协调
第六节 知识产权政策与WTO规则的协调
第七节 从被诉案件看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与WTO规则的协调

第五章 美国对华反补贴与中国科技创新政策
第一节 美国对华反补贴案涉及的科技创新政策
第二节 美国对华反补贴中与科技创新补贴相关的裁定
第三节 与美国对华反补贴相关的WTO裁决

第六章 发达国家科技创新政策与WTO规则协调的案例
第一节 美国航空研发补贴
第二节 英国技术计划
第三节 加拿大可再生能源发电产业扶持措施
第四节 荷兰扣押过境仿制药
第五节 欧共体生物技术产品审批和销售措施

第七章 国际经贸新规则与中国科技创新政策
第一节 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国际关注与争议
第二节 补贴规则调整与中国科技创新政策
第三节 国有企业新规则与中国科技创新政策
第四节 知识产权新规则与中国科技创新政策
第五节 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与中国数据本地化政策
第六节 国际经贸规则调整与科技创新的政策空间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第一节 主要结论
第二节 相关建议

参考文献

附录
附录1：中国被诉WTO争端简表
附录2：中国被诉的科技创新政策汇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