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1944—1945年间，艾森豪威尔的欧洲战区副总司令阿瑟·特德爵士曾建议说，为未来冲突做学习准备的战士，应该对历史上的冲突有所了解，尤其要研究历史冲突的早期阶段。他喟叹说：“在这个阶段，没有什么营级建制，也没有什么空白支票。”在开始的几场战役中，遭受侵略的受害国家，他们的选项少得可怜。尽管存在资源不足、指挥官不称职，以及其他与敌交战时的种种不如人意，他们仍然必须为生存而努力奋斗。再往后，有了充足时间做动员，他们这才能够享受挑三拣四的奢侈，享受等同于或优越于敌人实力的奢侈；他们这才能够就如何以最快、最经济的方式获取胜利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对赢得最终胜利充满信心。特德和他的盟军战友体验过所有这些情感经历。
然而，对于学习历史的学生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方式，远比其开始的方式更加让人着迷。各国的巨人，或者说以凡人之身行巨人之职的那些人物，要在三维战场上，要在帷幄军帐中，解决20世纪最为重大的问题。地球上一些人口最为众多的国家，其国内形势一直动荡不安。科技的成熟度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丘吉尔把他战争回忆录的最后一卷命名为《凯旋与悲剧》。对于成百上千万的人来说，1944—1945年这段时间带来的是解放，是脱贫，是恐惧和压迫；但这一年空袭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却比冲突其他方式造成伤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后人知道这次战争结束于1945年8月，但对于那些冒死战斗在太平洋岛屿上的人来说，对于春夏两季在其他战役中浴血奋战的人来说，这场混战行将偃旗息鼓的消息，并不会给他们带来些许的安慰。士兵可以接受成为战争的第一个牺牲者，但却往往会不体面地急于避免成为最后一位牺牲者。
我写《日本帝国衰亡》一书，是想把它当作早期作品《大决战》的姊妹篇，《大决战》讲的是1944—1945年间抵抗德国的历史。亚洲和欧洲战场，其结局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在欧洲，美国的主导战略，是决心一开始就要跟德军形成对抗，事实证明，这一时刻要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希望的时间要来得晚得多。人们不假思索地坚定认为，盟军必须击败敌人的主力部队。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以及苏联军队和英美联军在何地会师。但无论如何，大家从未考虑过向纳粹做让步的可能。
相反，在远东，人们对地面对决的兴趣要小得多。盟军阵营中一些人认为，如果想要避免在夺取日本本土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就应该软化让日本人无条件投降的决心。美英两国陆军只在菲律宾和缅甸两地遭遇并最终消灭过日本的主力陆军，尽管其规模都不如部署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美国海军和陆军航空兵试图表明，封锁和轰炸是行之有效的措施，没有必要在日本本土采取地面行动并因此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他们的希望，后来以最为重大而充满恐怖的方式得到了实现。
“重大伤亡”一词反复出现在对东方战场的研究中，时常用于概括美军在瓜达尔康纳尔岛、硫磺岛、冲绳岛及更小岛屿战斗中所遭遇的人员损失。相比平时，在这些场合，这一问题更加值得以怀疑态度加以审视，因为交战对方是一支相对规模较小的军队，而且美国人先入为主地认为，己方是一个经济富强、技术发达的国家，应该不会付出多少人员伤亡就可以取得胜利。为了击败日本，美国牺牲了约103000人，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和其他英联邦国家牺牲了30000名军人，还不包括那些在监禁中殒灭的生命。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伤亡率，是其在欧洲战场伤亡率的3.5倍。然而，美国的伤亡总数，却只占苏联、德国和日本伤亡总数的很小比例，同时只占日本在亚洲战争死亡人数的1%。美国人希望在太平洋实现“一个美国人换6—7个日本人”的有利交换率。在硫磺岛和冲绳岛，敌人干得比他们预期的要好，日美双方伤亡率分别只有1.25:1和1.3:1。尽管日方基本都是致命损失，美方只有不足1/3是致命损失，但美国人仍旧因此大跌眼镜。主流美国战略，在取得胜利需要付出的必要代价问题上，显露出了一种文化自负。事实证明这种自负不无道理，但在一场发生于两个主要工业国之间的冲突中，这种文化自负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