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祥，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原校委委员、副教育长兼科研部主任，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主讲专家，中央组织部联系的高级专家。

2004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2008年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2014年入选“万人计划”第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国务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曾兼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有关学术机构兼职教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人学、能力问题、结构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出版《强国时代》《强国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的人学理论》《能力本位》《社会层级结构理论》和《中国道路及其本源意义》等多部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哲学动态》《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求是》《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190多篇。

获首届“胡绳青年学术奖”等7项国家奖励。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重点项目“人的全面发展研究”“马克思的人学理论”等。

陈远章，中共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心的过程，它关乎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关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关乎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本书坚持政治、学术和大众有机统一，用学术讲政治、从政治找学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学术探究。

本书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大意义，梳理总结了以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讨论了理论思辨、历史视域和现实境遇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包括其理论基础、精神实质、科学内涵、辩证关系、疑难问题，历史脉络、历史经验、历史启示，以及其存在的优势与问题、机遇与挑战，进而揭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现实路径，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辐射力。

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历史脉络

关于马克思主义“三化”尤其是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理论界有一个说法，即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三个阶段，并大致勾勒为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1921—1949年，实为28年）是历经曲折但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毛泽东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30年”。第二个“30年”（1949—1978年，实为29年）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第三个“30年”（1978—2009年，实为31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出困境，不断从一个胜利迈向又一个胜利的“30年”。这是从大历史的角度进行鸟瞰，呈现的是三个“分水岭”，但还有10多年的历史没有纳入。我们认为，尽管在各个时期，“三化”形式和内容有所侧重，但不宜割裂开来单个地分析，而应整体观照。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三化”可划分为七个时期。

（一）引入与播种期（1917—1935 年）

这一时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从日本、欧美（主要是法国）和苏俄三条渠道传入中国并得到传播。主要代表人物是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艾思奇等。主要内容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初步解释，所采取的范式主要是“启蒙”，不但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们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社会历史，用通俗化的语言教化劳苦大众。可以说，既为中国革命准备了“干部种子”，又为中国社会准备了“理论种子”。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分子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掀起了留学高潮。这一留学高潮直接产生了许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其中大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如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邓小平、瞿秋白、蔡和森、蔡畅、李维汉、赵世炎、向警予、李富春、李立三、王若飞、聂荣臻、陈毅、叶剑英、萧楚女、徐特立等，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李大钊于1920年创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其主要成员有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并深入工人群众进行实地宣传。1920 年5月，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要成员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他们用日文翻译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点内容是历史唯物主义，主要介绍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

1920年10月，瞿秋白以“为国人开一条新路”为目的，以北京《晨报》驻莫斯科特派员的身份前往苏俄，是比较全面地传播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人。1923—1924年，瞿秋白先后出版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三本书。1927，他翻译出版了苏联学者哥列夫的《唯物论——新哲学》一书，该书附录了他自己写的《唯物论的宇宙论概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概念》两篇论文，进一步传播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留学法国的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是党的历史上系统传播唯物史观的第一人。蔡和森积极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革命实际。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在这里，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应与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斗争中运用理论，又在斗争中发展理论，形成共产党“自己的理论”。蔡和森出版了《社会进化史》一书，全面宣传马克思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初步介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当时中国是最早的宣传者之一。艾思奇是当时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人”。他的《大众哲学》结合大众所关心的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范例。毛泽东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称赞《大众哲学》是一本“通俗而又有价值”的著作，认为自己从艾思奇的著作中“得益良多”。《大众哲学》不仅受到共产党许多人的赞许，就连国民党败退到中国台湾后，蒋介石也感叹道：“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防线，人心丧失乃败于艾思奇先生之《大众哲学》。”《大众哲学》成功的关键在于用通俗生动的语言、群众熟知的事例和当时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引导人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这一时期，青年毛泽东尽管没有选择出国留学，但他通过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1921年，毛泽东在总结自己亲身经历的革命斗争实践的基础上，初步探索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问题。他明确指出：改良主义之社会政策“不成办法”；“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恐怕永远都达不到目标；“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在中国，只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所以“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毛泽东在考察中国的具体国情后发现，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将农民运动视为“痞子运动”是完全荒谬的。如果放弃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实现无产阶级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则无从谈起。毛泽东认为，必须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与工农群众的结合，党领导农民运动，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农革命相结合的有效途径。1927年，毛泽东主持“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实现了党对工农武装的绝对领导；秋收起义推动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化的结果。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被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和同教条主义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的斗争》《反对本本主义》等光辉著作，创造性地提出中国革命应当重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方式，科学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工农武装割据”革命道路的开辟推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化不断地走向深入和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