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作者彭靖，以其外祖父邓嗣禹先生的人生经历作为主线，将众多留美学者与燕京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串连在一起，揭示了这些著名学者在西方世界不为人知的交往与学术成就，在世界文学、历史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以及他们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感人事迹。该著作所考证出的众多史实，可为国内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丰富、可借鉴的史料。
胡适在课余时间的趣事
胡先生在芝大讲学时，其中有一礼拜天。当时一位原籍德国教中国美术史的教授，预呈胡先生一张美丽的请帖，订于晚八点，在他家欢迎胡博士，请我作陪，尽带路之责。中午胡先生同一哲学家在芝大教职员俱乐部共餐，他叫我也加入。胡先生吃得很少，我劝他努力加餐，他正在谈话， 未理会。请他为哲学会讲演，他以无新意贡献，婉辞谢却。饭后仍在他房中继续闲谈，至六时，我提议去吃饭，他说有宴会，不必吃了。我怀疑恐怕是茶点欢迎，他肯定地说:“正式宴会总在晚上八点，我在外交界多年，很清楚。你是乡下人，所以不明白，哈哈!”我从前虽在北大做过他的“偷听生”，但并不熟悉。此次长谈数日， 彼此可以开玩笑。
七点三刻，我提议雇车去宴会，当时有雨， 街道滑湿。他问路途多远，大约一英里，他坚持步行。到主人门口，看表刚八点，他很高兴，“这一次外国人不会说我们不守时刻。”可是客人很少，胡先生不介意，又高谈阔论。不知为何，忽然听他谈到西洋棋与中国围棋的比较，也很有意思。
不知不觉客厅已挤满了客人，主妇推开餐厅门，见桌上所陈列的是三明治，每一片面包切成八块，上加干酪、沙丁鱼或咸鱼子之类。另有花生米、糖果、零碎糕点、咖啡，等等。胡先生看我一眼，我们有点会心的微笑。主人把各种三明治，传送两三次，喜欢吃者取一片，否则婉谢。胡博士饥形于色，他拿三明治盘向男女来宾传递，有拒绝者，他说:“您不吃，我吃一块。”有接受者，他笑着说:“我也陪你吃一块。”盘中物转眼将尽，主人已明白，客人未吃晚饭，急入厨房，再加一盘三明治。然无论如何，非肉不饱。
过了十一点，我乘机进言:“明早礼拜一，主人与来宾，多要上课，我们回家吧?”谈话仍继续十余分钟，才各自归家。在门口，我告诉胡先生: “五十五街，有一家中国小饭馆，要到十二点才关门，我们赶快去。”
他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出门不远，拦阻了一辆计程车，车夫说:“休车了，除非长距离，短程不去。”“我多给小费。”说着，已坐在车中了。
至饭馆门口，胡先生一直走入厨房，李掌柜正在洗刷，预备关门，胡先生自我介绍: “我是胡适。”伸手待握，我赶紧说: “这是中国鼎鼎大名的学者，胡适之大使。”李掌柜把油滑的手在衣上擦一擦，即握手，胡先生的手也湿了，我说:“何必如此?”
他说，他常跟华盛顿的大师傅握手，这又引起一个故事，我赶紧要李老板预备两位客饭，然后静听故事。他做大使时，外交政策，多由政府要人办理。大使却常须穿大礼服、戴高帽，参加婚丧或其他典礼宴会。那时的中国使馆，在十九街黑人区，附近有一中餐馆，往往晚宴之后，他在餐馆门口下车，把高帽扔在柜台上，跟老板握手， 叫一杯咖啡或一盘水果，跟他聊天，慢喝慢吃，无忧无虑。在此休息半点钟，扬眉吐气，然后回使馆。
可是，据胡先生说， 有一午夜，忽来一人， 向餐馆老板借钱。老板说“可以”，他打开收钱箱，伸手掏摸， 掏出来的不是钱，而是一支早已装好子弹的手枪，马上对要钱人肩上打一枪，把他吓跑了。此后胡先生
也不太敢去了。
我说，1937—1938 年，我在国会图书馆做事，有时去使馆访友，也去过那家餐馆一二次，略识其老板与胖儿子。
胡先生说:“他现在是北京楼的经理了， 在Chavy Chase Circle。”(1963—1964 年，我在华府任客座教授一年，有一次在北京楼请客，先去订菜，告知经理我知道他父亲及其遇盗事，他给我们预备一只北京烤鸭，皮厚如银圆，清脆味美，为一生在世界各处吃到最好的烤鸭，且又送一瓶香槟酒，可谓礼失而求诸野。) 我们吃吃谈谈， 快到早上一点。猛然一声响，老板娘李太太下逐客令了。赶紧付钱走! 我送胡大使回芝大教职员俱乐部，没说晚安，但问大使:“今天谁是乡下人?”举手哈哈而别。
北大教授的趣事
当时的北大教授当中，确有不少名人。只是所处时间太短， 不能全认识，不敢做点将录。印象比较深的有位教过四五十年书的陈援老师。每上一堂课，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一进休息室，即找一犄角边的椅子坐下，闭目养神，有时打鼾。我曾前后两次去请安，并告诉他，1928年，我是他班上的学生。他点头为礼，用广东话，面带笑容说几个字，继续他不可缺乏的休息。时间一到，即去上课。
另一位教授，恰好相反，每至休息室，谈笑风生。他就是第一个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裴文中先生。曾记得1929年底，他穿田野工作者的衣服，脖子上围着一条毛巾，用大绳缠着他的腰，深入地窖探摸，陆续掏出了牙齿骨、头盖骨等。我告诉他，我是当时听讲者之一，请他继续讲讲“北京人” 的下落。
裴文中盯了我一眼， 喝一口茶，很高兴地打开了话匣子，几位同事马上手端茶碗， 或口含香烟，赶过来， 围着他静听。他说，1939年春，平津局势险恶，知难保“北京人”的安全，几经秘密商量筹划，将“北京人”慎重包装，深夜从协和医院取出，用汽车运至塘沽，打算搬上美国小军舰，运至美国保存。拂晓，汽车抵塘沽海岸，日本宪兵探知有异，派飞机追赶，并开枪警示。司机及押运者停车，忙将“北京人”投至海中。适逢海潮澎湃，转瞬无踪无影。裴文中长叹一声说:“可惜得很，恐怕我们永远找不到‘北京人’的下落了。”这时我看表，已超过了休息时间，就赶紧去上课了。裴教授的口才好，一听之后， 可使人毕生难忘。以后对“北京人”的下落，他虽有不同的说法，然在那一天，我听到的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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