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2019年第1期）》：
新时期的形象思维讨论因毛泽东《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公开发表而得以恢复。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和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理论编辑室合编的《美学》创刊，首期刊登了3篇关于形象思维的文章，第一篇就是朱光潜的《形象思维：从认识角度和实践角度来看》。朱光潜继续坚持他以往的观点，认为形象思维就是想象，它们所指的“都是一回事”，而且是西方美学近代以来讨论的主题之一。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从西方美学史来看形象思维”，朱光潜对“形象思维”作了扩大化的解释，以“想象”甚至是“原始思维”代替了“形象思维”，认为“想象”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住在罗马的一位雅典学者菲罗斯屈拉特斯（170-245）所写的《阿波罗琉斯的传记》”；而“原始思维”出现得则更早，朱光潜的例证是在《美学》第二卷中，黑格尔论述象征型艺术时涉及希腊、中世纪欧洲以及古代埃及、印度和波斯的宗教和神话的部分，由此可见，“形象思维是各民族在原始时代就已用惯了”②。从西方美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朱光潜认为，“形象思维古已有之，而且有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这是事实，也是常识”。更为重要的是，朱光潜转而从“实践”的角度重新审视形象思维。实践是什么呢？文艺之于社会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朱光潜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美学的一些误解》中进行了回答。
“实践是具有社会性的人凭着他的‘本质力量’或功能对改造自然和社会所采取的行动，主要见于劳动生产和社会革命斗争。”“应用到美学里来说，文艺也是一种劳动生产，既是一种精神劳动，也并不脱离体力劳动；既能动地反映自然和社会，也对自然和社会起到改造和推进作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文艺归根到底要受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反过来又对经济基础和政法的上层建筑发生反作用。”①
这段话对理解朱光潜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具有重要意义。朱光潜将文艺看成是实践的一种类型，而且特别强调文艺对现实的改造作用，也就是说，文艺同样具有实践层面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反映现实。实践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使“人”成为人——“在这过程中，自然日益受到人的改造，就日益丰富化，就成了‘人化的自然’；人发挥了他的本质力量，就是肯定了他自己……人在改造自然之中也改造了自己。”②“人”成为朱光潜美学理论的最终实践化归宿。
朱光潜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重新解读形象思维，在当时来说达到了新的高度。朱光潜引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认为人的思维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只是一个认识问题。朱光潜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分析文艺创造活动从来都不是单从认识角度出发，更重要的是从实践角度出发，而且分析认识也必然是要结合到实践根源和实践效果。”③当时中国的学者还在纠结于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形象思维的逻辑性问题等，朱光潜跳出了常见的思维惯性，从前所未有的高度来解读形象思维，并将之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联系起来，可谓抓住了时代的根本主题。
不仅如此，朱光潜提出，如果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把文艺创作看作一种生产劳动，那么文艺创作从人类的远古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劳动是一个综合五官的发展过程，这一点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已经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论述。由此推论，作为审美活动的文艺创作也是一个综合五官的过程，因此审美活动不能以某一种单一的感觉来解读。“过去美学家们在感官之中只重视视觉和听觉这两种所谓‘高级器官’和‘审美感官’，就连对这两种也只注意到它们的认识功能而见不出它们与实践活动的密切联系。”④从朱光潜的角度来看，我们认识形象思维不能仅从审美感受来研究，而是应该从生活实践的角度进行探讨，从哲学的高度上论证了审美的综合性和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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