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权威：政治哲学若干重要问题/国家治理丛书》：
把人当作政治动物，看到人类作为政治动物存在着内在的差别，这是亚里士多德最为深刻的思想之一。然而，把作为政治动物的人类，从本性上区分出三六九等，认为人类天生是不平等的，这又是亚里士多德最大的历史局限性所在。亚里士多德把人类区分为男人与女人、自由人与奴隶，以及文明人与野蛮人三个类别。首先，人类作为动物必然有雌雄之分，这就是男人与女人的分别。受体力和智力等自身条件的限制，女人要依赖于男人，并受制于男人。因为根据自然存在的差异，女人的天职就是繁育后代，“自然安排女性依赖于男子才能产生后代”①。其次，更重要的差别是自由民和奴隶的差别。受先天自然天赋的限制，一些人具有自由的本性，另一些人则具有被奴役的本性。因而，人类自然分为自由民和奴隶两个群体。亚里士多德说：“非常明显，世上有些人天赋有自由的本性，另一些人则自然地成为奴隶，对于后者，奴役既属有益，而且也是正当的。”②最后是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差别，文明人赋有理性、德性和自由的本性，野蛮人则缺乏理性、德性和自由的本性。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文明人实际上就是希腊人，其他外邦人则几乎就是野蛮人的同义语。这一点从他以下这段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希腊人谁都不乐意称优良的希腊种人为奴隶，他们宁愿将奴隶这个名称局限于野蛮人（外邦人）……。在他们看来，世上有些人[野蛮族]到处都应该是奴隶，本性上就是奴隶，另一些人[希腊人]到处都应该自由，本性上就是自由人。”③
由于作为政治动物的人类自身存在着重大的群体差异，为了维护社会政治的基本秩序，就自然需要在这些群体之间确立统治与被统治的基本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男人统治女人、文明人统治野蛮人，尤其是自由人统治奴隶，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反复强调，人类需要生活在社会政治共同体之中，而每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基本秩序均有赖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基本关系的确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世上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区分，这不仅事属必需，实际上也是有利益的；有些人在诞生时就注定将是被统治者，另外一些人则注定将是统治者。”①他认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分层组合，是组成人类政治共同体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他说：城邦这样的政治共同体，“还得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结合，使两者互相维系而得到共同保全。凡是赋有理智而遇事能操持远见的，往往成为统治的主人；凡是具有体力而能担任由他人凭远见所安排的劳务的，也就自然地成为被统治者，而处于奴隶从属的地位”②。
亚里士多德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分，看作是城邦自然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是公平合理的。在这一前提下，他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基本关系也做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在城邦中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有三种类型，它们各不相同。一种是自由民与奴隶之间的统治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统治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得益。一种是父亲与妻子、子女之间的统治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统治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一种是公民相互之间的统治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统治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他说，“我们在公开课程所授的各篇中，曾对统治的各个种类屡屡加以说明。主人对于奴仆的统治就是其中的一个种类；这里自由主人和天然奴隶两者的结合的确可以互利，但主人执掌统治权力时，总是尽多地注意着自己的利益，即使有时也考虑到奴隶的利益，那是因为奴隶如果死灭，主人的利益也就跟着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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