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团——中国诗歌会
一种诗歌实践方式——诗朗诵
一次文学运动——新诗歌谣化
一个知识谱系——节奏学
一批诗歌文本
通过对以上要素的考察梳理，本书完成了对1930年代左翼诗歌的某种理论“理想型”的建构和分析：从当时留下的诗论文章和作品书写中，作者试图抽绎出它们所蕴含的历史动力及其在实践中的展开。左翼诗歌对诗歌语言的音响形式的经营，内含着一种身体感官的动员技术，并由此关联着革命主体的肉身经验和情感兴动。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为左翼文学打开了更多的话题空间。
跋
本书从动议到完成，是一系列的巧合、乃至意外的结果。
2017年六七月间，我回上海为博士论文继续收集资料，并与金理聊起自己的课题，讲到其中的一部分，计划以声音与听觉为线索，切入中国左翼文学运动，试图激发一些新的讨论的可能性。其时，恰逢他在着手组织“微光”文丛第二辑，他便鼓励我将这一部分内容以比较充分的方式写成单独的著作，加入文丛。“微光”是一套以“批评家集丛”的名头召集起来的著述，在第一辑出版后，已然引起了诸多关于文学批评的讨论，继续推进，也必将带来更多关于同时代人的消息与洞见。在其中忽然掺入这样一本关乎三代以前人事的文学史著作，近乎鱼目混珠，我在忐忑之余，深味这一鼓励背后的提携与情谊，并愿报之以更多的努力。
自确立主题开始，本书的计划内容经历了诸多调整。在最早的设计中，“有声的左翼”确乎试图涵盖更为全面的、包含更多文类与实践方式在内的左翼文学运动。然而，由于左翼诗朗诵材料的丰富和问题的不断延展——或者不如更诚实地说，由于自己的怠惰和拖延，目下所完成的，仅仅是最初计划中的一个部分。（事实上，即便是这个部分，也尚有许多缺漏，关于这一点，我在正文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有更充分的说明）。结果是，这部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部诗歌研究的专著。这样一个自找的意外，每每想起，总令自己诚惶诚恐。对于诗歌研究领域，我是完全的门外汉，以这样一部作品闯入其中，将会获得怎样的回应与批评，更是毫无把握。在最初为本书定名时，我特地在“有声的左翼”后面补上了“笔记”二字，意在强调它的仓促与粗疏，虽然后来由于不合体例而删去了“笔记”，但它作为一部尝试之作的定位，依旧是我想在这里特为强调的，我也期待着来自更为专业的学者的教诲与意见。
由于本书正文部分在内容上的单薄，我补入了三篇论文作为附录，对此需要略作一些说明。我对中国现代左翼文学运动的比较系统的研究尝试，始于硕士期间对左联历史与组织脉络的考辨。然而这一工作并没有最终完成，其中的一部分成为我后来的硕士论文，另一些则依旧以笔记与草稿的形式停留在电脑里。2016年中，由于应《上海书评》之约为再版的《懒寻旧梦录》撰写一篇书评，我便以“两个口号”论争为线索，简单地整理了自己对左联内部的“共管体制”及其危机的分析，形成了《“四条汉子”是怎么来的？》一文。如果说我对左翼诗朗诵的研究侧重于理论探讨或文本分析，那么以这篇文章，我希望能够凸显出始终伴随着左翼文化运动的“组织”问题。
附录中的第二篇《方言如何成为问题？》最早发表在《现代中文学刊》。算起来，它应当是我所写作的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经过无数大小更动，才总算形成了大体可看的面貌，其幼稚和粗疏可以想见。之所以不揣谫陋收在这里，是因为在关于左翼诗朗诵的话语和实践中，语言的选择、尤其是方言问题的重要性，随着运动的日渐深入而愈发重要。要充分打开这些论述，将要求我在与现有讨论略有差异、同时也是更为广阔的实践脉络和理论视野里，去展开、说明这些材料——而这恰是我无力在本书中完成的。《方言》一文的讨论对象虽然是1949年以后的一场关于方言文学的具体论争，但其中涉及的某些核心论题，尤其是方言、大众化、民族主义及其与再现之权力的复杂辩证，在1930年代的讨论中便已经初露端倪。因而我也希望能以此文，稍微弥补一下自己讨论中的缺失。
上述这两篇文章的研究与写作，自始至终都是在我的导师张业松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我对“左翼”的最初的学术兴趣与贸然研究的勇气，正是在张老师指导下的各种训练中——史料阅读、作品原文校核、研究资料编纂、学术著作研读、概念理论的论析释读、外文论著翻译、论文写作与修改等等——生长出来的。在此次请他作序的过程中、在他对序文的修订中，我也再次领会到莫大的鼓励和周到的提点。那么，本书也将一如既往地作为向他汇报的一次小小的功课，等待导师的批评。
在出国以后，我逐渐对声音研究发生兴趣，《广播员本雅明》（后来发表在《热风》集刊上）正是在这一阶段的产物。此文虽然不以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现象为讨论对象，但其中涉及的声音媒介、对听众的动员、能动的、参与性的文化政治及其危机，却都是本书所关照的核心命题。以本雅明的理论思考为中介，我希望展现以声音为切口，重新进入现代性论述的一些关节所在的可能性，及其所能打开的新的空间。
附录三篇文章的写作，各有自身的动机和背景，放在这里，竟也多少都与正文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对话。原因或许是，“有声的左翼”这个题目，恰巧站在了我长久以来的两条兴趣线索的交叉点上，我的博士论文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展开自身的工作。正如业松老师在《序》中所说，本书的讨论是我为博士论文所作的准备的一部分。我的整部博论，则将试图清理20世纪中国启蒙与革命的变奏中，各种各样的“人声”实践形式、发声技艺、声音再现以及声音制作技术被赋予的意涵及其起到的作用。并由此出发，尝试揭示错综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文化纷争之下的情感动员、身体再造、感官技术的运作机制和政治后果。这些讨论将我们带回到对“有声的中国”的漫长追寻与矛盾往复中。在那里，自鲁迅在中国现代性的起点处对“声之善恶”的思考起，一系列关于“声”的话语与实践便在国族政治、社会运动、文艺形式、生物知识、技术复制的复杂网络里缓缓展开。
本书所涉及的内容，乃至我的整部博士论文所能揭开的，仅仅是这一图景的一角而已。即便如此，其中涉及的诸多头绪和线索，业已常常使我感到捉襟见肘。在此，我希望特意感谢我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两位导师，陈绫琪教授和马钊教授。他们不仅允许、支持我选择了这个相对偏门的论题，更以他们的智识和经验，从字词句法的修正到问题意识的研磨，时时校正我的写作方式与研究方向，并在生活乃至志业的思虑上，给予我周全和悉心的指教。他们的包容与倾力帮助——当然，还有deadline——是我敢于以这一论题完成博论的最大动力。
当然，我所得到的帮助远不止于此。就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而言，上海文艺出版社胡远行老师的支持和鼓励，本书责编胡曦露和余雪霁在校阅时的细心和对我的无限拖沓的容忍，都是应当深致谢忱的。本书初稿完成以后，我有幸得到了多位师友的审慎意见，此外，本书中的部分内容曾发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现代中文学刊》和《文学》等刊物上，这些刊物的编辑与外审专家们也在审阅过程中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所有这些帮助与教益都已经融汇在我对书稿的修订中，成为对我的感激的、并不足够的证明。至于在构思、准备本书过程之中、乃至之前的无数会议上下的研讨问答、资料文献的分享与帮助、日常生活中的交流辩难、甚或未动笔时所收到的期待和催迫，就更未及在这里一一列出，并给予它们应有的谢意了。
本书的写作，是一系列巧合与意外的结果，而我深知，正是上面这些具体而微的实感，使得意外带来的忐忑与惶恐里，也慢慢渗入了嘤鸣相应的绵长惊喜。一部著述的完成容有尽时，但濡染其中的帮助与情意则无以标定始终。狂风乍起，彗星出现，所有的巧合与意外，都已经在漫长的生活里准备好了自己的出场。
是为跋。
康凌
2019年11月30日
圣路易斯
为康凌序 / 张业松
第一章 绪论：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
第一节 “新的世纪”：时间（又）开始了
第二节 “听觉的艺术”：左翼诗歌的形式问题
第三节 革命如何面对身体？
第二章 诗与声与身
第一节 大众的记忆术：左翼的节奏诗学
第二节 劳动中的身体与节奏
第三章 节奏的谱系
第一节 “生理学谬误”：毕歇尔、胚胎学与节奏的知识型
第二节 声音技术与人种志：诗歌形式如何回应文明危机的生命政治？
第三节 “从生物学到社会学去”：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艺术起源论
第四章 歌谣化新诗
第一节 “旧瓶”与“新酒”：歌谣的再发现
第二节 《新谱小放牛》：节奏作为媒介
第三节 “封建思想”的幽灵与民族形式问题
第五章 诗的Montage：作为音响的语言
第一节 声音的秩序与意义的秩序
第二节 （无）变奏及其代价
第三节 象声词：“音象”中的双重时间性
第四节 论“杭育杭育”：劳动呼声与身体性团结
第六章 尾声：一种左翼抒情主义？
第一节 左翼抒情主义：革命的言、情、身
第二节 “理想型”和它所没有完成的：一点自我批评
——附录——
一、“四条汉子”是怎么来的？
——《懒寻旧梦录》与左联组织结构的危机
第一节 “四条汉子”与“两个口号”
第二节 谁能将鲁迅“据为私有”？
第三节 “陕北来人”
第四节 懒寻旧梦？
二、方言如何成为问题？
——方言文学讨论中的地方、国家与阶级（1950-1961）
第一节 从“五四”到抗战：方言文学讨论的历史前提
第二节 国家与地方：“地方色彩”的文化政治起源
第三节 国家与阶级：谁才是“人民的语言”？
第四节 结论：汉语规范化运动与文学的平等政治
三、广播员本雅明
——新技术媒介与一种听觉的现代性
第一节 本雅明是怎么当上广播员的？
第二节 本雅明的广播文献
第三节 本雅明的广播教育：参与式听众与“判断力的训练”
第四节 作为“说故事的人”的广播员
第五节 极权主义政治中的听觉主体
第六节 世界声像的时代？
跋
参考文献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