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相洲 (1962- )，辽宁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主要从事隋唐五代文学和乐府诗研究。先后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上百篇。出版过《中唐诗文新变》《唐代歌诗与诗歌》《<乐府诗集>分类研究》等多部学术著作。

“中国诗歌研究史”丛书是由首都师范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左东岭主编，由李炳海、赵敏俐、钱志熙、吴相洲、王培友、查洪德、左东岭、王小舒、梁庭望等学者共同撰写的学术史著作，共9卷，系统地反思了20世纪各个时期中国先秦诗歌研究、汉代诗歌研究、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隋唐五代诗歌研究、宋代诗歌研究、金元诗歌研究、明代诗歌研究、清代诗歌研究、少数民族诗歌研究的理论方法、学术贡献和经验教训。丛书不仅系统地总结了20世纪中国诗歌研究的优劣得失，而且指出了未来中国诗歌研究的新的增长点，是一部具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的学术史著作。“中国诗歌研究史”丛书是教育部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点项目成果，与已出版的“中国诗歌通史”丛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和即将出版的“中国诗歌研究资料汇编”丛书（教育部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点项目）相辅相成。

第一章

第三节  重要诗人评价及诗史描述

揭示诗人创作特点是诗歌研究的重要任务，诗歌史描述是诗人诗歌成就的总体呈现。20世纪上半叶，唐代许多著名诗人受到了学人关注，研究也较为深入，特别是众多文学史，都描绘了唐诗的历史，有的描述已非常清晰和深刻。20世纪唐诗历史描述的大致格局在这一时期已经初步形成。

闻一多的《宫体诗的自赎》（《当代评论》第十期，1941年）堪称一篇杰作。作者以诗人的敏感和才气，对梁陈以来宫体诗发展轨迹做了清晰的描述，对相关一系列诗人和作品做了精妙的评价。虽然闻一多的宫体诗概念有放大之嫌，但他对一系列优秀作品特点的描述非常精彩。其《四杰》（《学生世界》二卷七期，1943年）一文，对初唐四杰性格和创作进行评判，一改古人“露才扬己”的负面评价，给四杰以新的历史定位。其《孟浩然（689—740）》《贾岛（779—843）》二文，对这两个唐代重要诗人的评价也很有新意。

崔宪家《浪漫主义的诗人李白》（《国学丛刊》第1卷第3期，1932年，收入《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64年版）一文第一个将“浪漫主义”一词与李白联系起来，使之成为20世纪概括李白诗歌特点时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虽然这一概括今天看来有许多问题，但从中可以看出学人们用西方文学观念来解释唐诗由来已久。李长之1937年写有《李白》一书，1940年、1943年两次修订出版，全名为《清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以李白学道与从政的思想矛盾为线索，勾勒出李白一生行事轨迹与思想变化脉络。而他的《李白的文艺造诣与谢朓》（《北平晨报&middot;文艺副刊》第16期，1937年4月16日）是较早全面论述李白与谢朓关系的文章。詹锳《李白〈蜀道难〉本事说》（《学思》第2卷第8期，1942年10月）较早地关注李白《蜀道难》的本事问题，数十年后，这一问题也成了人们聚讼不已的公案。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国学丛刊》第2卷第3期，1924年9月）在唐宋人有关李杜争论的基础上重开话题，成为后来许多学人热议的问题。

杜甫这一时期也受到较多关注。1962年，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杜甫研究论文集》，收自1922年到1949年发表的22篇有关杜甫的论文，是这一时期研究杜甫的标志性成果。如列为首篇的梁启超的《情圣杜甫》（原载1922年5月28-29日《晨报副镌》），是作者一篇演讲稿，也是一篇奇文，文中集中阐述了杜甫的圣人情怀，反映了作者的高见卓识。郭绍虞《戏为六绝句集解》（《文学年报》第1期，1932年7月）对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做了深入研究，使后人对这六首诗的解释大体趋于一致。

韩愈这一时期也有人开始关注。朱自清《论“以文为诗”》（《大华日报（济南）》，1947年6月5日）从宋人说韩愈“以文为诗”谈起，纵论历代学者评说韩愈的种种见解，开启了后世学人对韩诗这一特点的研究。

此外，如王维、岑参、元结、韦应物、孟郊、白居易、杜牧、温庭筠、韦庄等诗人也有人论及。

从二三十年代开初，出现了一批综论式的著作，如邵祖平的《唐诗通论》（《学衡》第12期，1922年）、费有容的《唐诗研究》（大东书局，1926年版）、许文玉的《唐诗综论》（北京大学出版部，1929年版）、胡云翼的《唐诗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苏雪林的《唐诗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杨启高的《唐代诗学》（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版）等。这些著作大都从时段、流派、渊源、作家等角度描述唐诗。同一时期出现的唐代文学概论和文学史类著作当中也包含着诗史成分，如朱炳煦的《唐代文学概论》（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版）、胡朴安和胡怀琛的《唐代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陈子展的《唐代文学史》（重庆作家书屋，1944年版）等。

20世纪上半叶的唐诗史描述大都包含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诗歌史著作当中。20世纪以来，新式大学建立，中国文学史成为国文系一门重要课程，为了适应教学需要，人们开始了文学史写作。1904年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出版，开启了文学史写作的风气。到30年代就出现了20多部文学史，“谢无量、曾毅、顾实、葛尊礼、王梦曾、张之纯、汪剑如、欧阳溥存、蒋鉴璋、谭正璧、胡怀琛、凌独见、周群玉、赵景深、刘麟生、郑振铎、穆济波、胡小石等均有文学史的著述”张首映：《谢无量〈中国文学史〉提要》，乔默主编：《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这些文学史或详或略，但都对唐代文学有所叙述，都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唐代诗歌史。尽管这一时期唐诗研究还很不充分，但勾勒出唐诗发展的大致脉络，对后人进一步研究唐诗有引领作用。下面就列举数种，以见描述之一斑。

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上海人文出版社，1928年版）对中唐文学时段的划分最有特点。书中将该时段诗歌分为大历、元和与长庆三个阶段。认为“大历诗为盛中唐文学的分水界，以韦应物、刘长卿、大历十才子为代表人物。元和之诗文皆开前古未有之局面，诗与文均以韩愈为代表，主要特点是诗的散文化及以笔代文。长庆之诗文以元、白为代表，他们把诗当成手段，不求格律高，不务文字奇，力求通俗易懂，为下层人民说话。著者认为晚唐文学可分四派：第一为功利派，作诗以格律为重，以清奇僻涩为工，大半长于作五律的近体诗；第二为词华派，代表性人物有杜牧，其诗词采华艳，然颇有纵横之气，又有李商隐与温庭筠，文词之胜登峰造极，可称为宫体诗之正宗；第三为元白派，内又分讽谏诗、纪事诗、通俗诗等数支；第四为皮日休、陆龟蒙为代表的诗歌流派，思想受道教影响，作诗取字以韩愈为则”王青：《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提要》，乔默主编：《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这些划分虽然不尽合理，但可以看出作者分流析派的良苦用心。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由朴社出版。该书是众多文学史中规模较大的一部，对于唐诗史叙述也最为详尽。书中涉及到了许多小诗人，如初唐的崔湜、崔液、乔知之，盛唐的孙逖、崔国辅、卢象、綦毋潜、崔曙、薛据、贾至、刘昚虚，中唐的秦系、严维、郎士元、包何、包佶、薛涛、刘言史，晚唐的韩偓、吴融、唐彦谦、李山甫、马戴、刘沧、鱼玄机、项斯、朱庆馀、任蕃、陈标、章孝标、李洞、喻凫、李频、周贺、李咸用、来鹏、陈陶、曹邺、罗邺、罗虬、“芳林十哲”，五代的成彦雄以及十几位“花间”词人。许多叙述今天看来也很有新意。如把嗣圣到安史之乱这七十年分成两个时期，“第一期是‘律诗’的成立时代，也可以名之为沈、宋时代。第二期是‘绝诗’与‘排律’盛行的时代，也可以称之为开元、天宝时代”郑振铎：《插图版中国文学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295页。。敏锐地看到了这两个时期诗歌创作在体裁选用上的特点。再如说刘希夷“其拓落疏豪的态度，已是李白的一个先驱了”郑振铎：《插图版中国文学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可谓独具慧眼。对杜甫仁爱情怀的描述也很到位：“他究竟是一位心胸广大的热情的诗人，不仅对于自己的骨肉，牵肠挂腹的忆念着，且也还推己以及人，对于一般苦难的人民，无告的弱者，表现出充分的同情来。《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最足以见出这个伟大的精神：‘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蹋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因了自己的苦难，忽然的发出一个豪念：‘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天下寒士们如果都有所庇了，自己便‘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是甚等的精神呢！释迦、仲尼、耶稣还不是从这等伟大的精神出发的么？”郑振铎：《插图版中国文学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39页。这里虽然没有使用“诗圣”一词，但对诗圣概念的揭示却异常准确。对韩、白两派风格特点的描述也很有神韵：“要是说韩愈一派的诗，像景物萧索，水落石出的冬天，那么，白居易一派的诗，便要说他是像秋水的泛滥，畅流东驰，顾盼自雄的了。韩愈派的诗是有刺的；白居易派的诗却是圆滚得如小皮球似的，周转溜走，无不如意。韩愈派的诗是刺目涩口的；白居易派的诗，却是爽心悦耳的，连孩子们念来，也会朗朗上口。”郑振铎：《插图版中国文学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60页。再如对温庭筠诗的评价：“假如我们说李商隐的诗似粉光斑斓的蝴蝶，那么，温庭筠的诗便要算是绮丽腻滑的锦绣或采缎的了。温诗是气魄更大，色调更为鲜明，文彩更为绮靡的东西。他的所述，更不容易令我们明白。他爱用《织锦词》《夜宴谣》《晓仙谣》《舞衣曲》《水仙谣》《照影曲》《晚归曲》等等的题目，而他的诗材便也似题目般的那么繁缛而闪烁。”郑振铎：《插图版中国文学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页。这些评价用语精炼而平实，极其准确地把握住了诗人特点。书中把诗人生平事迹与诗歌特点自然地融为一体，不似后来诗歌史表述时将生平事迹、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历史地位几个板块进行拼接，形式自由活泼，可读性很强。

陆侃如、冯沅君所著《中国诗史》1931年由大江书铺出版。有人曾经这样评价他们对唐诗历史脉络的描述：“在论及星河灿烂的唐诗时，作者一改初盛中晚的四分法，而直接以安史之乱为界，将唐代诗歌一分为二。初盛唐时期帝后附庸风雅，笼络文人，一如建安黄初或齐梁以后。所以这一时期虽为诗歌的黄金时代，却不如中晚唐时期深刻。在最初的几十年内，王绩与陈子昂反对齐梁遗风，而四杰与沈宋则继承齐梁。但四杰使五律与七古完成，沈宋使七言律绝完成，则是对诗歌形式的贡献。到8世纪上半叶，出现了诗风迥异的两群人——王孟的一群与高岑的一群。他们各自都拥有众多的追随者，因而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诗坛。而雄踞于众人之上，兼擅二者之长的是李白。李白的天才难于以派别来规范，这使他的诗‘无施不可’，从而把中国诗歌推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峰。安史乱后，唐室元气大伤，藩镇跋扈，国无宁日。此种社会状况造就了伟大诗人杜甫。杜甫在形式方面注重技巧，在内容方面注重反映民间疾苦。这两个方面各自影响了以韩愈与白居易为代表的两派诗人。韩愈、孟郊、贾岛在技巧上有所探索，但终因社会视野窄狭而成就不大。白居易及元稹、张籍等人缘事而发的讽谕诗却获得了较强的生命力。杜牧、李商隐给唐诗的最后一幕增添了色彩，而皮日休、聂夷中和杜荀鹤则结束了唐诗三百年的光辉历史。”丁瑞根：《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提要》，乔默主编：《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书中对于某些具体诗人的描述则更有细致精彩处。例如对岑参诗歌风格的描述：“就风格方面而论，他是取动不取静，取雄放而不取澹远。”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页。对李白诗歌成就的评价：“李白兼擅王、孟、高、岑之长——不错，他的确可算一个集大成的诗人。”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页。话虽不多，却很有概括力。在描述方式上采用教科书体例，常常在章节结尾处归纳几条结论，对重要诗人生平事迹叙述后面，以图表列出诗人生活、创作情况。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较为晚出，上卷完成于1939年，下卷完成于1943年，1949年出版。由于强调发展史，因此对于唐代诗歌发展进程的描述比较清晰，基本上奠定了解放后唐诗历史叙述的格局。对一些诗人特点的描述也很精彩。如对王维五言小诗的评价：“五言小诗，因字句过少，在诗体中，最难出色。而王维以过人之笔，在这方面得到了很高的成就。他用二十个字，表现那一霎那的自然现象，无论一块石，一溪水，一枝花，一只鸟，都显现着各自的生命，同作者的生活心境，完全调和融洽。每首诗虽只是在那里表现自然界的景物，而无处不有作者的生活与性格的特征。”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41页。再如对李后主词的评价：“李煜词的艺术特色，具有高度的抒情技巧。他善于构造和锻炼词的语言，形象鲜明，结构缜密，有惊人的表现力。最突出的，是没有书袋气，到了晚期，也没有脂粉气，纯粹用的白描手法，创造出那些人人懂得的通俗语言而同时又是千锤百炼的艺术语言（两者结合得好，是非常难达到的境界），真实而深刻地表现出那最普遍最抽象的离愁别恨的情感，把这些难以捉摸的东西，写得很具体很形象。不仅心里可以感到，眼里也可以看到，几乎手也可以接触到。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这些句子，在抒情的艺术上，达到了前人所未达到的成就。有他的精炼性的，往往没有他的通俗性；有他的通俗性的，往往没有他的精炼性。他的抒情，是善于概括，富于暗示，感染力强，造境生动，对于周围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因而构成一种特有的风格。一方面由于他的文艺修养的深厚，同时由于他亡国以后对苦痛生活的深刻体验，形成了他这种卓越的抒情艺术。”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59—560页。

目录

20世纪唐代诗歌研究综论

第一章20世纪上半叶唐代诗歌研究

第一节文献整理工作开始起步

第二节诗人生平事迹考证初显实绩

第三节重要诗人评价及诗史描述

第四节词学研究出现了第一次高潮

第五节方法上的继承与创新

第二章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唐代诗歌研究

第一节文献整理工作全面展开

第二节诗人生平事迹考证有了新进展

第三节词学研究呈现冷热不均的局面

第四节单一评价体系的形成

第五节批评体系单一化的渊源和终结

第三章20世纪后二十年唐诗研究大发展

第一节文献整理有了大幅度进展

第二节诗人生平考证更加细致

第三节名家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

第四节词学研究有了新开拓

第五节诗史描述更加丰富清晰

第六节唐诗研究领域的新开拓

第七节新方法的广泛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