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传（修订本）》：
一、生逢开元盛世
唐睿宗太极元年（712），杜甫诞生于河南道河南府巩县东二里的瑶湾（今河南巩义市南瑶湾村）。
就在杜甫诞生这年八月，睿宗李旦传位于太子李隆基，是为玄宗。玄宗通过诛杀太平公主的斗争得以巩固帝位。开元元年（713）十月，玄宗任用姚崇为宰相，开始了励精图治的历程。在姚崇和继任宰相宋璟、张九龄等人大力辅佐之下，玄宗锐意进取，实施一系列兴利除弊的改革，终于在唐帝国百年发展的基础上，开创了开元（713－741）盛世。杜甫就是在开元盛世的背景之下长大成人的。
开元盛世是一个国家富强、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时代。杜甫在晚年写的《忆昔二首》－诗中描写了开元盛世的景况：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
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
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
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开元全盛时期，经济发展达到极盛，人口剧增。武则天时期，全国只有3700多万人，到天宝元年（742），人口达到4890万，天宝末更是达5288万。杜甫记得小城犹有万户人家，是不错的。当时全国各地粮食富足，社会治安状况良好，人人安居乐业，相互和谐相处。据《新唐书》卷五－《食货志》记载：开元、天宝年间，“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俱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作为开元天宝盛世目击者的元结写道：“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全唐文》卷三〇八《问进士第三》）可见当时社会的富足、繁荣、安乐的状况。
开元盛世为杜甫读书、漫游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也为他身心健康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唐代是一个可以有梦的时代，即使寒门弟子也有机会通过个人努力进入仕途，以至布衣可成卿相。开元时期，继承前朝优良传统，广开才路，选拔人才。张九龄就是广东韶州的一个寒门子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官至宰相高位。开明的政治环境和人才政策，对广大庶族士子的功名意识和进取精神有着很大的召唤力。朝气蓬勃、清明开放的社会环境，孕育了杜甫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激发了他积极进取的精神。他“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颇为自负，立志要做高官，辅君济世，将皇帝辅佐成像尧舜一样的圣君，使社会风俗重现上古淳朴的风气。他还说过：“许身一何愚，窃比稷和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稷是尧时的贤臣，契是舜时的贤臣。可见辅弼王化，报效国家，安社稷，济苍生，是他矢志不移的追求。
唐代的思想学术较为开放，儒、道、佛三家并行，可以自由传播。唐玄宗即位之后，就着手整顿儒学，亲自注释《孝经》，又制定了《大唐开元礼》，儒学的教育系统不仅得以恢复，而且有所发展。后来唐玄宗笃信道教，采取了一系列崇道措施，有名的道士常常可以得到召见和厚待，因而社会上崇道之风鼎盛。然而传统的儒学经典和儒家的处世哲学、伦理纲常，依然是学子教育的基本内容，发挥着潜移默化的育人作用。佛教引入中国后经历数百年的传播，形成了一些中国本土化的教派，又经过武则天时期的大力推进，大肆造佛建寺，把主张人人都能修行成佛的禅宗，选拔为国教并加以推广，佛教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并且得以长期延续。开元时期，儒、道、佛三教有传播的自由，人们也完全有信奉和出入的自由。这种三教并行，思想学术自由开放的状况，有利于学林士子扩大眼界，开拓思路，促进文化艺术的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杜甫从小在这种宽松的思想学术氛围中成长。他一生也曾出入于儒、道、佛三家，年轻时曾漫游各地求仙学道，中年以后确立了以儒学为基础的积极人世的人生观，不得志时也会有出世与人世的思想矛盾，甚至乐于与佛教徒亲密交往。纵观其一生，儒学始终是安身立命的基石，他一直以儒士自居，尽管他有时也说过“儒冠多误身”，有时甚至嘲讽自己是“腐儒”，但并没有改变他儒士的夙志。他孜孜不倦地身体力行将儒学付诸行动，在诗歌创作中把儒学的仁爱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精彩动人，不愧为唐代儒学复兴的一名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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