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端的前沿》：
这样的快乐、幸福是真实的，但无疑，这种快乐和幸福又是极为短暂的，也是有着太多的付出和代价的，笑容里面包含着泪水。雷平阳的诗大抵如此，很少有纯粹、完全的快乐，而往往是笑中有泪、乐中有悲的。阅历、个性使他不可能真正地“放轻松”，而不能不感受到并担负起沉重与苦痛，使他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在一次接受访谈时曾坦言“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并说“我自认为是一个生活的苦行僧，不是生活家，所以我必须通过对事业的持守，进而满足日常生活的现实需要。它们没有平衡关系，纯粹是苦难命运的双胞胎，谁都得尽心地呵护”。苦行、苦吟，贴紧大地，与普罗大众心息相通，正是雷平阳诗歌不变的底色，它不够“高大上”，不那么精致、优美，却有着真正的生命力和动人的力量。
“死亡”在雷平阳的诗歌中有着重要意义，它是一个普遍性事件，也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他的作品中有形形色色、让人触目惊心的个体的死亡，也有对“故乡”、对文明形态之死亡的书写，他的诗歌写作整体而言即可以说是挽歌、悼亡。这自然与个体经验和记忆不无关联，诗人曾回忆说，他真正地开始记忆是从爷爷出殡那天开始的：“记忆的来临，或说欧家营的景物、发生的事件开始进入我的身体，并无论怎么驱赶也赶不走的时候，是我四岁左右的一天”“那天，是爷爷的出殡日”。这一关于记忆的事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味，或许可以说，关于死亡的意识由此进入了一个人潜意识的深层并暗中支配着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决定了他日后会成为一位诗人并对这个母题不断地展开书写。古人讲“未知生，焉知死”，实际上反过来同样重要：“未知死，焉知生”，没有经过“死”的度量、映照的“生”是表浅轻飘、混沌未明的，有了面对死亡的澄明与坦然，有所为有所不为，方见出人生的智慧与境界。雷平阳笔下有非常多的死亡，他的书写以客观、冷静见长，不动声色、直陈其事，但唯其如此，包含的内容更多，张力更大，也更具力量。在这其中，《祭父帖》尤为典型，堪称泣血之作。《祭父帖》由父亲的葬礼写他的一生，劳碌、穷困、卑微、听天由命，“一生／他都在接受，从没选择过，从没发言权”。“有力使不出，有苦不敢对人言／活在生活的刀刃下”。以对自己的戕害和消耗换取生存，“他的一生，就是自己和自己开战”。“生命的常识，烟消云散／谁都没有把命运握在自己的手心。同样活于山野／不如蛇虫；同样生在树下，羡慕蚂蚁”。诗中写到的一些事件匪夷所思、令人瞠目，比如幼年的弟弟因饥饿而偷了一小块腊肉被父亲发现，光屁股的他被父亲扔到了风雪之夜的门外几乎冻僵。这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是真的却又的确是真的，写出了极端处境下人的异化与变形，人之为人的尊严荡然无存。回顾父亲一生的遭际和处境，诗人痛彻心扉：“我试图给他写句墓志铭：‘他的一生，因为疯狂地／向往着生，所以他有着肉身和精神的双重卑贱！’”确可谓鞭辟入里、震撼人心。而且，这样的概括对于诗人自己来说也是一样的：“如果可能／不妨作为我将来的墓志铭。他这个农夫／和我这个诗人，一样的命运，难以区分”，诗作由此而更具现实性，更深入地将“父亲”与“我”的命运连接起来进行剖析、呈示，引入深思。雷平阳在谈到这种命运的相似性时说：“我希望人世间不要再复制如此卑贱的命运，让诗人多写一些欢乐的文字。”“还需要多长时间，我才能摆脱我的父亲，我的儿子才能摆脱我？这种家族式的史诗结构中，一定有幽灵盘踞，一定将镣铐当成了传家宝，一定在沿袭着不朽的肉身与精神的双重卑贱。写父亲，写母亲的文字太多了，在很多人笔底，再卑贱的父母都会被写成神的儿女，我的不是，因为我想让文字承载它理应承载的命运，让同样卑贱的汉字露出一根根贱骨头。”这里面显示的是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直面命运的主动担当和战斗精神，唯有面对、唯有记住，方有改变的可能。
生存的斗争不仅仅是外在的，与天地、与他者相搏斗，同时也是内在的，是与自我的搏斗，是内心的矛盾、斗争与挣扎。如前引《祭父帖》中所写的“他的一生，就是自己和自己开战。”与之类似，《躯壳》中写道：“两个人／挤在一个皮囊里，迟早会撑破”，都写出了一个现代主体内在的矛盾性、两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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