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传统家教文化研究》：
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无论是掌握生杀大权的帝王、享有特权的世家大族、士大夫，还是平民，都有种不稳定感。加之学校教育的无法连续，他们深感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最具有典型意义，莫过于《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他一生共历四个朝代，在奔波流离中亲身经历了人生一幕幕惨剧，感受到全身保命的重要性，并痛定思痛，思考如何使他们家这个名门望族能够趋利避害，继续绵延不致没落。正如他在《颜氏家训》中说：“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沈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并以“耻涉农商，羞务工伎”的士大夫和“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的人为例，通过这些人遭遇的“长受一生愧辱”①教育子弟勤勉学习，引以为戒。这也是他撰写《颜氏家训》的动机和目的，可代表当时士人的一般心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强化了门第观念，对家教文化的兴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九品中正制品第人物主要是依据德才与家世。虽然九品中正制确立之初的本意，是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选举用人大权的控制与把握，同时调动不同社会出身的人们的积极性，改变了东汉以来豪门名士操纵察举的局面，但是，随着世族门阀大地主势力的日益膨胀，各级中正官把持选举用人的大权，他们品评人物不重视才能品德，只重家世门第，甚至发展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地步。门第界限分明，九品中正制演变成了以家世出身作为品评的唯一标准，也就是按门第高低来取士。这反过来刺激了世家大族对门第的看重，使得士人更加注重家世门第的塑造与保持。因此，在社会动荡、官学衰微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九品中正制的刺激下，要使自己家族在政权中保持不败之地，就必须整齐家风，保持良好的声望，同时凭借其学术素养保持门第，所以世家大族都十分重视子孙成长，把自己的为学之道、为人处世之道等真实地记录下来，叮咛嘱咐，言辞恳切，甚至把言论编纂成为书籍以使流传后代，因此，这一时期，诫子书层出不穷，家训、家诫兴盛起来。
文化条件在家族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有时甚至能起决定作用。正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所说：“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晃，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虽有夸张，但所说培养子弟的文化修养对于获得和维持家族门户地位的重要性，却无疑是正确的。所以，由军功迈人士族行列的寒族，在取得政治地位后，也注重对子弟学术素养的教育；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掌握政权后，也竭力教育子孙学习汉族的儒学，来维护其统治。
无论在何种形势下，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对门第都是非常看重的，这种心态也就决定了士人对家族内子孙教育的态度，正如钱穆先生曾指出的：“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也可以说，对门第前途的期望与忧虑是导致士族家教空前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家教文化的繁荣也就成为必然。
东晋时期，士族正处于发展的上升期，门阀土族政治使得土族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经济上也有足够的保障，生活安逸稳定，因此玄学的无为思想就被他们自然地接受下来。这实际上也是维护现有政治格局的一种思想态度，因为“无为”在政治上就是君王、百官、万民各任其事，各安其分。东晋时期，政治领袖王导和谢安都以无为著称，谢安在家教中也是推崇玄学政治理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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