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怪诞的超现实迷梦》：
永远的精神故土
“毕加索是西班牙人，我也是。毕加索是一位天才，我也是。”
1940年的初夏，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东北角的菲格拉斯（Figueres），这座刚刚经历过数年战乱的小城，在发生过无数暴乱、谋杀和抢劫之后终于不再喧嚣。
小城的夜晚显得凄凉而寂静。
凌晨2点，一阵敲门声打破了寂静，吵醒了蒙图里奥尔街上的一户人家。
“谁？”
“是我。”
“你是谁呀？”
“我，萨尔瓦多·达利，我是你们的儿子。”
门开了。
被逐出家门几乎10年的达利，在经历了荣耀、嘲笑、爱情、战争、濒临死亡之后，再一次与劫后余生的父亲、妹妹和姑姑们拥抱在一起。
这是1940年初夏的一天，35岁的达利刚从法国南方边境流亡到西班牙北部。10年前，因为对母亲不敬的言辞和不被认可的婚姻，父亲与他断绝了父子关系。自4年前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就再没有回到过祖国。此时，法国正被德国占领，达利看到了遍地废墟的祖国——西班牙正处在“高贵的贫穷之中”。
达利在自己家中仅住了一晚，享受了家人为他做的橄榄油面和鱼汤，在第二天的午餐时他向家人宣布自己将远赴美国的消息。在家里度过的这一晚，达利体验了一个醒着的梦，虽然这个家因为战争遭遇了一些变故：妹妹曾被军事调查委员会拷问而患神经病、一颗炸弹毁掉了住宅的阳台。但他发现在儿时的房间里，幼年时留下的那些熟悉的东西——旧的扣子、穿孔的小钱、保险别针、象牙兔子、生锈的钥匙、小圆框后的蜘蛛——都依然保存完好。这让他无限感慨：即使发生了严酷的战争，现实客体中那些永恒的东西仍难以被破坏，这些永恒的东西既包括他与亲人的血缘，又包括养育他的这块土地的神秘与疯狂。
在整个西班牙深陷内战的1938年，达利将西班牙比喻为母亲美丽的身体，它正遭受着战争的践踏。他将祖国描绘成一位婀娜的女性，她的身躯丰满优美，与500多年前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描绘的刚从海中诞生的维纳斯一样典雅而庄重，她站立在战争的荒漠之中，似在酝酿新的生命，也似一位戴着花冠的新娘。
在他创作的《西班牙》中，一片晦暗、荒芜的土地上，一头卧立的雄狮正注视着远方厮打、争斗的人群，这一群人和马幻化成了美丽的“西班牙”。
这位被达利寓意为西班牙的女子，右手倚靠在一只柜子上，抽屉打开着，一块红色的丝巾垂挂在抽屉上，开启的抽屉似乎意味着女性的神秘。他似乎想要强调，西班牙在美丽之外也不乏放纵、激情和坚韧的一面。
画中代表西班牙的女性手部有着优雅高贵的轮廓，皮肤如丝绸般光滑，两只脚却并不干净，双脚关节粗大、充满力量，仿佛刚从泥泞中跋涉而来。
如果我们再看看达利在此后5年于美国完成的《圣母像》，我们就能发现这两位女士有着某种类似的神情，如将后者翻转一下看，她们的体态、姿势都极为相似，她们甚至因为都赤脚站立在大地上，脚部显得有些肮脏，但却饱含着生命的力量。
《西班牙》的整体画面色彩阴郁，只有在这位女性的背后，远处坚毅的山峰、桥梁才露出光亮。达利将西班牙神化为圣母的形象，这似在表述西班牙过去神圣辉煌的历史，也象征着她对自己未来的命运充满信心，“这种信心正在让西班牙复活”，再回家乡的达利如此感慨。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达利对于西班牙内战并没有如同时代其他艺术家一样有明确的立场，他含混、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态度遭受了各方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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