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 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83年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1990年获剑桥博士学位。多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2010年调该院文学研究所，任所长兼《文学评论》主编。著作包括《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思想背后的利益——政治文化评论》《高悬的画布——不带理论的旅行》和《海潮大声起木铎：陆建德谈晚清人物》等。近年从事中国近代史和鲁迅研究，现为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讲席教授。

辛亥革命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四川保路运动。以往，学界对保路运动的研究过于依赖反对铁路国有的宣传材料，而忽略了成都绅商争夺地方财权的动机。本书试图揭示运动的部分真相，并指出地方分离主义势力与清廷必要的集权行为形成冲突，最终导致局面失控。自此之后，地方势力坐大；而所谓的共和，掩盖不了国家已接近分裂的事实。辛亥革命研究应该引入新的视角，尤其应该重视列强如何利用内乱加强对中国的控制。本书还对晚清社会的腐败现象有所关注。

一百年前，保路运动直接导致清廷崩溃，各省宣布独立，其意义之大，再怎么说也不过分。关于这次事件的资料倒是大致齐备的，只是史学界未能“物尽其用”。隗瀛涛的《四川保路运动史》作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虽在1981年出版，不免为当时的“正确”观点所主导，对五花八门的宣传材料属意过多，其实把动乱的原委以及后果说清楚就好。雪珥的《辛亥：计划外革命》（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年）重新评价保路运动，吸纳了学界近年新观点，是本难得的好书。最大的遗憾是全书不见一条注释，连作者熟读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全三册）也未提及，不知是谁失职？封面上有两行醒豁的大字：“经济掀翻政治，晚清政改的不归路。”这种经济与政治的简单两分法不得要领，除了太俗，还与全书的基本论点不合，大概是编辑添附的。在作者名字下面，还有两行小字：“改革太快太猛，社会失控。改革代价承受者成了社会离心力量。”前一句不错，后一句也有点想当然，同样背离了与这本书的出彩之处——改革的得益者即地方利益集团欲望膨胀，煽动毫无判断力的民众，把惠民政策解释为卖路卖川之举，先是颠覆政府，而后抢夺筑路余款。封底的介绍文字比较可靠：晚清中央政府在铁路国有政策上出轨倾覆，乃因地方势力过大，又加上新成立的咨议局只代表既得利益集团，动辄以民意发难，中央失控，土崩瓦解。《辛亥：计划外革命》进一步证明，地方分离主义与中央集权是晚清的主要矛盾，保路运动是这一矛盾的大爆发。

    茅海建先生在《戊戌变法史事考》自序中的一段话说出了当务之急：“在不可靠的史实之上，现在正运行着的大量的推导、演绎、归纳也只能是不可靠的。学术发展到今天，我们手中已经不缺乏结论，相反的是，我们的思考却为各种各样相互抵牾的结论所累。其中一个大的原因，即为各自所握的史实皆不可考。因此……最重要的工作似为史实重建。”

    要了解保路运动的真相，郭沫若的《反正前后》远胜于同盟会、国民党的“辛亥老人”和“首义元勋”们的回忆，是本很好的入门指南。这本自传出版于1929年，写作时间当在作者1928年赴日以后。身处东瀛，郭沫若自然敢于表达直率独立的见解。他说，四川铁路由商办转国有，无非是贪污者不断侵蚀从民间集中起来的资金，国家不得不干预：

    重要的原因在当时的人所触目到的便是办事人的中饱。一方面中饱的恶习差不多是中国社会的胃癌，而中国的资本的来源又敌不过这个无限量的中饱。所以像盛宣怀那样比较有点产业上智识的人，他自然会提出这种国有政策，而以外来的雄厚资本，来代替类是刮骨抽筋而来的一点薄弱资本了。

    郭沫若倒是没有用“卖国”和“出卖路权”等近代史家常用的套话。他还指出，军容杂乱滑稽的保路同志军是“土匪领导下的一些暴民”，“他们并没有一定的计划，并没有一定的目标，只是好像山泉暴涨了之后的洪水一样，弥山遍野的横冲直撞，发挥他们的无意识的盲目的破坏。”触目的乱象说明四川多匪，更与乡风民俗以及中国社会失治相关。这些初版的文字不见于20世纪50年代的《沫若文集》中的《反正前后》，可见与时代精神不合。郭沫若肯定了暴民推翻政府的功绩，然后又说他们只是别人手里的工具：

    他们不过是被有产者利用来做为争路的工具罢了。他们根本没有收拾四川的能力，也没有人期待他们来收拾四川。演傀儡戏的人，在把戏钱骗到手之后，傀儡又要被收拾进破箱子里面去。

陆建德， 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83年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1990年获剑桥博士学位。多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2010年调该院文学研究所，任所长兼《文学评论》主编。著作包括《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思想背后的利益——政治文化评论》《高悬的画布——不带理论的旅行》和《海潮大声起木铎：陆建德谈晚清人物》等。近年从事中国近代史和鲁迅研究，现为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