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莎士比亚研究选编/中国莎士比亚论丛》：
我认为，比起文学教授们理解历史学家之所为时表现出的单纯幼稚，还有更多危险的事情。当然啦，把历史看作是透明和客观可知的这一理念对文学批评家们而言大有用途，因为这个观念可以作为一种途径去弄清楚文学文本中难以处理和麻烦的不透明性，还可以以此来稳定其偏离核心的语言。谈论文学和历史的一个常见方法不过如此：文学与历史，文本与背景。在这样的二元对立里，如果一个术语稳定且通透易懂，而另一个则以某种方式反映了前者，于是这另一个术语也同样可以变得稳定且明朗化起来。当文本性的概念挑战了文学作品的交际清晰性和模仿本质的传统观点时，这一点显得尤为关键。通过外在因素，也就是文学可能要反映的历史去解释文学，批评家们使得模糊性这一问题消失了。但他们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中的一个结果便是，以这种特别形式去看待文学和历史是对文学作品的不可避免的“打压”。第一，文学作品丰富的象征潜力被抽空了，成了别的东西的一个跳板，不过是回溯文本外现实的一个指针，如同文森修公爵被简单地理解为詹姆士一世的代表，而整个《一报还一报》则沦为对这位君王的信仰和行为所做出的评价。于是文学就成了不是用来阅读的东西，而是用来解释的东西。第二，这种过程很少停下来去质疑为什么某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会被选来与文学文本进行比照，仿佛这种选择通常并未极端武断和敌对地看待文学作品赖以生存的完整的互文网络。第三，这种行为使得文学沦为了模仿的对象。我认为，任何严肃的历史批评都不能回避这一事实，即这种批评对文学和可能被认为是其外在表象之间的某种关系提出了一些问题。关键问题是：那种关系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文本将历史完全理解吸收了吗？它反映了一个外在的事实吗？它带来了真相吗？
面对这些问题，新历史批评似乎越来越不得不接受以下现状。首先，“历史”不是客观、透明、统一或易知的，因此它作为一个概念去定义一个文学文本的意思是极其有问题的；其次，每当我们谈到文学和历史、文本和语境时，我们随意去强调的这种二元对立不过是没有价值和有误导性的。文学是历史的一部分，文学文本既以文化和物质生活的其他方面为背景，又是这些方面的一个背景。我们不应抹去文本性的问题，而是必须要将其扩大，为的是认识到社会文本和文学文本都不是透明的，而是自我分裂的和可渗透的；也就是说，它们之间是彼此都有互文性的影响的。这一提法意味着赋予文学以真实的力量。文学不是被动地反映外部现实，而是构造文化现实意义的一个媒介。它是更大的象征秩序的一部分，通过它，某个特定历史时刻的世界的概念得以形成；通过它，文化虚构着它与其生存的真实条件之间的关系。简言之，文学与历史之间不是等级关系，它不是历史事实的附属性反映。相反，人们编织了一个复杂的文本化的宇宙，文学在这个宇宙中参与了历史进程和现实的政治管理。
我这里就这些假设举个有代表性的小例子，即韦恩著作中研究的本·琼生戏剧如何辅助了前资本主义时代意识形态的产生。韦恩提出：尽管琼生表面上仍是为较为陈旧封建的、强调集体而非个人重要性的意识形态辩护，但从他的《炼金术士》和《巴托罗缪集市》之类的戏剧中可以看到，他又在自相矛盾地为契约权利做宣传。这些权利保障了个体的权利，包括作者的著作权。很明显，琼生在回应围绕在他周遭的某些社会意义构造——回应新兴的印刷文本作为个人事业的可能性，回应在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下的共同的国家意识的崩溃，回应清教主义与崛起的伦敦商人和专业阶层所表现出来的创业精神的诱惑力。韦恩的主要观点则是，琼生通过他的戏剧文本也同样在生产着某些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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