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古·说史·谈世》：
试对上述诸人诸案细加检阅，所被挑剔出并作为处死罪证的字、句、段，其实都是历代文人恭维皇帝的常用文字，也可以说是一些陈词滥调，但在朱元璋心目中却认为是寓有着极其险恶的毒意，是对他这位开国皇帝专门的嘲弄，是蓄意针对他的身世和地位有所指的。则，是准则、规则，本来具有示范的意义，一直是作为正面的褒词所使用的，但朱元璋却不问其字义而着眼于此字的谐音，作则，接近“贼”音，岂不是暗指我当年曾“作贼”？照此类推，“生知”，当然是暗示“僧智”，谓我的事业不过是和尚伎俩而已；“法坤”，原来是指我曾落发剃度，骂我“发髡”也；“望拜青门”，青门，僧门也；“帝扉”，暗指“帝非”，谓我多有错误也；“有道”，指朝中“有盗”；“式君父”，原来是要“弑君父”；“藻饰太平”，是盼望“早失太平”，岂不是在鼓动造反？谓我“寿域千秋”，难道我就不配“万岁”？讲“天下有道”，乃是“天下有盗”等，均在谐音、字义上牵强附会。
朱元璋之所以在以上专门字句上激成暴怒并滥杀，显然是由于这些特定的字句，恰好猛烈触动着他本人特殊过敏的神经，与他在心理上对早年身世经历的特殊讳忌自卑，也与他登基称帝后逐渐发展起来的特别骄横自傲都是分不开的。自卑与自傲有时会结合成为一种相互作用的变态心理，有时会做出一些不近常情的事，并突出地表现出一个人的矛盾性格。朱元璋身经百战，叱咤风云，临阵临事都作过许多英明合理决断，制定和推行过一系列正确政策，在治国施政方面大体能切合机宜，卓有成效，他当之无愧地是中国历史最卓著的皇帝之一，总的来说，他的头脑是健全的。但奇怪的是，他在处置上述文字狱案件方面，却表现得如此狭隘，如此强词夺理，如此神志失常，因此，必须结合其身世经历、心理和性格特点进行分析。一些出身卑微而骤登高位的人，往往易产生这一类型的心理病态。朱元璋登上的是最高的皇位，手中执掌的是可以生杀予夺的、无限制的权柄，因此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暴露得更加集中和充分。“恩威不测，每因文字少不当意，辄罪其臣”。在当时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之下，天皇圣明，臣罪当诛，是谁也不敢为上述那些被绑赴刑场的冤死文人求饶说隋的。
朱元璋这方面的专横，已经不仅对于本国的文士，而且波及于藩国，他认为朝鲜国王李成桂所上的表笺，其中也有“犯上字样”，责问其使者，将进来的贡物发还，并质问起草表笺者的姓名，责令将此人送来处理。李成桂迫于明朝的威势，只好将撰文人郑集押送来南京，朱元璋将之发配到云南安置，仍令辽东都司禁止朝鲜人通界，不许客商贸易。此一案件既表现出朱元璋在国与国关系上以强凌弱，以大压小，也表现出他对文字“犯上”问题是何等重视，退贡、禁商、绝界、发配撰写者，不过是为了区区一篇表笺中个别字句不合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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