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绅及其诗歌研究》：
吴湘案在性质上只不过是个普通的贪赃案，由于牵涉到李德裕，因而为各方利用，成了轰动晚唐的大事。首先是牛党为打击李党引爆此案，《新传》云：“宣宗立，德裕去位，绅已卒。崔铉等久不得志，导汝纳使为湘讼”，又“宗闵故党令狐绚、崔铉、白敏中皆当路，因是逞憾，以利诱动元藻等。”牛党之所以敢利用这个案件，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李德裕、李绅当初处理案件时确有操之过急之嫌，以致授人以柄，更根本的原因是，牛党充分把握了宣宗欲彻底贬逐李德裕的心理。武宗驾崩，以李德裕摄冢宰，宣宗即位之时，李德裕又奉册太极殿，似乎圣眷隆渥。然宣宗四月辛未朔听政，次日壬申即出李德裕为荆南节度使。时“德裕秉权日久，位重有功，众不谓其遽罢，闻之莫不惊骇。”如此不合常理的行为，表明宣宗内心极其厌恶李德裕，必欲贬逐之。出李德裕为荆南节度使，也只是暂时之计，根本目的还在于寻找进一步贬逐的机会。这一点为牛党所洞悉，故想尽一切可能寻找机会，制造事端。大中元年（847年）二月，白敏中“使其党李咸讼德裕罪，德裕由是自东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而宣宗明知牛党对李德裕的痛恨，正好可以利用，故不动声色，任由其发挥，不加干预。不过，这些只是琐碎小事，无法以根本上击垮李德裕及其政党，因为它们牵涉面不广，对李党其他成员影响不大。基于这样一种目的，牛党引爆吴湘案也就是必然，因为它不但和李德裕有直接关联，便于诋毁构陷，罗织罪名，而且涉及几乎所有李党人物，可以趁机将李党其他人物一网打尽。显然，宣宗也看到了吴湘案的利用价值。于是双方一前一后、一唱一和，制造了这场针对李德裕及其他李党人物的大冤案。
那么，宣宗为何要贬逐李德裕并牵连其他李党人物呢？笔者以为其中既有其不可为外人道的隐密目的，也有其极力反拨武宗朝政策以及结束两党相争的政治目的。宣宗继位之前，多年韬光养晦、含垢忍辱，形成其谨小慎微的心理及多疑的性格特征。听政之初，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贬李德裕即与此心理有关。王夫之云：“宣宗初识李德裕于奉册之顷，即日：‘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夫宣宗非孱主，德裕非有跋扈之气发于声色，如周勃之起家行伍、梁冀之世习骄倨者，岂果见之而怵然哉？有先人之言使之猜忌者在也。武宗疾笃，旬日不能言，而诏从中出，废皇子而立宣宗，宣宗以非次拔起，忽受大位，岂旦夕之谋哉？宦官贪其有不慧之迹而豫与定谋，窃窃然相嚅睨于秘密之地，必将日太尉若知，事必不成。故其位也，惴惴乎唯恐德裕之异己，如小儿之窃饵，见厨妇而不宁也。语日：‘盗憎主人’其得志而欲诛逐之，必矣。”王夫之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也真实道出了宣宗当时心理。按正常继承顺序，宣宗是没有机会的，但是宦官改变了这一切。武宗时李德裕裁损内竖权力，“监军失权，而中尉不保神策之军，于时宦官与德裕有不两立之势。”为重新夺回被李德裕限制的权力，趁武宗病危，皇子幼小，“左神策军护军中尉马元贽立光王为皇太叔。”宦官集团通过宫廷政变的方式改立宣宗为继承人，本来就是针对李德裕。突然登上皇位的宣宗，也因为名不正言不顺，内心亦惴惴不安，非常担忧以李德裕为首的朝臣一旦知道继位真相后群起反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宣宗与宦官合谋，出其不意，迅速罢免李德裕，任命新的宰相，以巩固皇位。后来宣宗又利用牛党不断打击贬谪李德裕（包括为吴湘翻案），直至贬死崖州，绝不假以仁慈，很大程度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这就是宣宗不可为外人道的隐密目的。
但宣宗毕竟不是宦官集团所认为的“不慧之主”，从贬出李德裕开始，宣宗实际上已经在开始他的新政，单就贬逐李德裕这件事而言宣宗也显然看得更远。宣宗在藩邸多年，以旁观者的眼光观察穆、敬、文、武四朝政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或许就是牛李两党的相互倾轧，文宗曾感叹“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这个难题同样也摆在宣宗的面前，不同的是，宣宗上台之时却是一个去除两党相争的极好机会。当时李党一党独大，牛党领袖人物如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李珏等皆远贬在外，后来的牛党人物如白敏中、令狐绚等还羽翼未丰，并没有形成朋党局面。所以，宣宗只要贬逐李党，加强自己对权力的控制，就不至于再出现两党相争的现象。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宣宗在贬斥李德裕的同时，也不断地贬斥与其相关的人物，如会昌六年“甲戌，贬工部尚书、判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为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权知府事元龟为崖州司户，皆德裕之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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