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川幸次郎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二《元杂剧研究》的欠缺
（一）文学论重心的丧失
对于吉川的《元杂剧研究》，青木正儿直言不讳，“其所论，过于偏重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论述文章之妙，而疏忽了从文艺学角度的思考，作为文学论来讲有些中心缺失之憾”。①吉川的研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遗憾，其一可以说是因为他对中国语言的执着与偏爱，这如前文所述。其二是因为他的文学研究理念的中心在于中国文学的文章论，他认为杂剧没有脱离文章论之传统。过去中国文学的文章就是词章之学，杂剧的用语虽然是俗语，但是没有离开当时的国语的用法。因此，他的元杂剧研究从语言学角度来剖析文章。
杂剧是戏曲文学的一种，中国古代的戏曲重视唱，一名为“唱之戏”，因此，杂剧是一种依赖于音律和曲的文学。研究杂剧的宫调、声腔、韵律、唱法等是元杂剧研究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杂剧是以宫调为基础，曲、白、科相结合的艺术，吉川《元杂剧研究》的目的是探求元杂剧的文学性格，不在杂剧的“唱”的创作和演技等的理论。即重视杂剧的字、词、句、体裁、风格等，而与曲相关的，如歌唱时的声腔、发音、韵等不做考虑。从这一点来说，《元杂剧研究》就已经有些偏离轨道了。
语言不仅仅是文学研究的资料，语言本身也是影响文学的意义和精神的外在因素，语言又以文学精神的存在为媒介发挥其机能。语言不能只用它的言语意义来理解，语言还负担着可以感知的抽象的“意境”。所以，文学的感动，包括语言修饰、语言特质、语言精神、艺术世界、创造意义等，文学个体必须反映文化、历史、艺术等诸领域精神。杂剧的研究是研究杂剧的性质、特征及发生、发展规律等的科学。所以，杂剧文章之妙，要与上述的各个领域相关联，只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是有所偏颇的。吉川以语言为媒介对杂剧进行分析，或者说只注重到杂剧的俗语，使得杂剧远离了它作为文学应该有的“意境”，所以文学的感动也比较薄弱。这也是青木所强调的从语言学角度的探求，作为文学论来讲，有些中心缺失遗憾的原因。
（二）对上演时效果关注的欠缺
杂剧是曲、白、科相结合的艺术，所以只有在上演之后才具有真正的文学价值与艺术价值。吉川虽然从宾白与歌辞方面探讨了元杂剧的文学性格，但是没有提到上演时的效果，吉川对此也颇有感慨，关于上演时的效果问题没有一点的思考，是《元杂剧研究》的欠点之一。
对杂剧上演时的效果起决定意义的要素首先是俳优。俳优是根据语言和动作来塑造剧中人物的，如何将故事发展推向高潮，俳优的演技直接影响勾栏的情况，而且对杂剧的发展和传播也有重大影响，直接关系到杂剧的文学艺术价值。所谓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就是对俳优演技重要性的很好总结。所以，研究杂剧却忽略了俳优应该说是很大的遗漏。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也没有对曲律进行详细分析，所以后来很多学者对他提出质疑。青木正儿对诸宫调的特色有所论述，吉川便继承了青木研究的这个特点。吉川参考了《中原音韵》《太和正音谱》《曲律》，但他利用这些只为考察杂剧的文章。吉川所言的没有考虑到上演时的效果也应是包括这方面的疏忽。
影响杂剧上演时效果的要素还有道具。道具，又名“切末”，很多戏曲都是用道具的名字来命名的。利用道具的使用和交换来象征事件的推移的杂剧很多，如《宝剑记》通过宝剑揭开序幕。道具不仅与杂剧的构造密切相连，还具有解决事件的矛盾和审美的功能。《抱妆盒》中抱妆盒就是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走向高潮的重要线索。如若吉川在分析杂剧构造时将道具的功用也考虑在内的话，他的观点将得到有力的旁证。
另外，影响杂剧上演时效果的还有俳优的服装和化装、背景音乐、场所等。在格式化的上演形式中，这些因素的微妙变化都会给上演带来不同的效果。《元杂剧研究》的第一章名为“杂剧的听众”，吉川没有说“观众”，而用了“听众”一词，这已经暗示他的研究忽略了视觉效果。吉川的《元杂剧研究》虽然伟大，但并不是完美无欠缺。在其成果为我所用时，对其欠点也需给予充分注意。填补前人研究的不足，是现在研究者的任务，同时，也是能够超越前人研究成果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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