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壁画艺术研究》：
“富而好礼”“贾而好儒”是徽商的重要特征。徽商的发展以及徽州文人的加入，使得徽州文化品位不断得到提高。故而，儒教审美题材的选择是受徽州人文背景和艺术空间所影响，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族、环境与时代性，营造了好儒的集体审美性。尤其随着徽商的发展，回乡置地、兴修居所成为徽商的重要选择，徽州壁画作为建筑的一种装饰艺术也随之得到发展和提高。在这种良好的发展氛围下，壁画的题材选择既注重装饰性又注重功用性。它不仅仅是民居的装饰审美体验，而且是融合艺术、世俗、人伦、理想、信念的综合审美体验。徽商广泛结交文人墨客，如明代的汪道昆、祝枝山、汤显祖、董其昌等人，都曾经是徽商的座上宾。这些聚会，提高了徽商的审美意趣，也促进了绘画、版画、篆刻与建筑中砖、木、石雕技法上的相互切磋，是“诗意”与“画境”的融会贯通。
同时，徽州壁画创作者主要是一些民间工匠，在徽州文化艺术的熏染下，徽州工匠的审美品位以及文化品位和艺术鉴赏力都得到了提高。在具体的实践操作过程中，技法上通过象征、寓意、谐音手法丰富画面，使得工艺技术得到了艺术的提升。他们继承了传统人文画的一些表现技法，并融合了工匠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的一些实用技巧。但是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匠人往往没有独立的自主选择能力，需要依据房屋主人的作画要求，在主人的指导下，表达主人的审美趣味、思想和情感特质，但可以悄悄地将自己的审美认识和对现实生活的理解融入图案审美之中，从而形成了徽州壁画独有的特征。其次，徽商游历丰富，接触了很多外来文化，开阔了审美视野，进一步促进了绘画题材的多元化。在追求“简淡”“高古”的理想时，不乏雅俗的自然之趣，使得徽州壁画在实用之中透露浓浓的儒雅之气。
我们知道，在徽州文化研究的长河中，离不开这些创造出形态美的人群：徽商、文人、徽匠。这三者是所有形态的创造主体，也承担着不同的功能角色。徽商的崛起与发展，无形中带动了徽州经济、文化、艺术等多方面的发展。他们既是审美的购买者，同时也是审美前进的带动者。“贾而好儒”是徽商的代名词，他们注重学识修养、注重生活情趣，加上拥有经济实力，成了徽州形态美的集大成者。
历史上徽州的文人墨客居多，远在宋代时，徽州便是文人荟萃的聚集之地。著名的理学家朱熹，讲学所在地紫阳书院便在徽州。徽州作为“程朱阙里”，徽州人对朱熹的理学思想达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徽州各村志族谱大量记载了昔日徽州人对朱子及朱子学说真挚的情感以及恪守不渝的决心。徽州秀美的地理环境，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来游览观光，更加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到了明代后期，徽州不但文化氛围浓厚，绘画与手工艺也处于发达的状态，进一步使徽州整体人群的审美在品质上有了质的飞跃。他们的诗词感悟，画作名曲，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影响了后人的文化审美水平。
最后，不得不说，徽匠是审美的实践者。在徽商和文人的影响和推动下，他们的工艺创造，融合了多种文化与技艺，从而使得审美的欣赏、发现到实践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这三者审美思想的磨合沟通，才使得徽州文化种类繁多，且不断推陈出新，既有儒家思想的中和美，也有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追求，形成了浓郁的人文气息。徽州壁画基本都是民间画师所作，由于所处程朱理学的故乡，徽匠画师们从小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影响，会将自己接受的文化影响不自觉地反映在画面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画师们在强调绘制的方法时，崇尚“风水”“简约”“黑白”的自然之美，将自己的文化积累渗透在每一个细节，从而进一步获取精神上的愉悦，不断地追求尽善尽美。
可见，徽州壁画深受传统儒家思想文化和传统文人画的影响，在绘画上、风格上独树一帜，带有新安画派的风骨，更是将徽州山水意境和儒家文化人文追求的意蕴表达发挥得淋漓尽致。画面中，构图丰富，布局合理，所绘人物生动丰满，花鸟形象灵活有趣，山水则有远淡萧疏，苍茫灵寂之感。外墙以墨色勾勒为主，民居内部则设色典雅，使得徽派建筑外表朴素，内在富丽。画师虽然是民间工匠，但画风收放自如，画工技艺精湛，明显带有文人画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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