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女，河南南阳人，理学博士。201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人文地理学专业，获得理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乡村地理与农村经济研究。近年来，在《地理研究》、《自然资源学报》、《地理科学进展》、《人文地理》等学术期刊公开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北京市博士后基金项目各1项。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典型地区乡村要素非农化研究的成果。本书以“格局—过程—机理—效应”为研究主线，探析了乡村人口与土地生产要素非农化的过程与格局特征，揭示了要素非农化对乡村系统的影响机理，刻画了要素非农化的效应影响。可为乡村生产要素调控与乡村治理提供参考依据。本书可供乡村地理、乡村社会与农村经济领域的科研人员及从事三农建设的工作人员参考。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111乡村生产要素向城镇地区加速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与城镇化支撑了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农村农业发展成就显著，初步实现了由温饱社会向小康社会的过渡，农产品基本实现供需平衡甚至供过于求，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增长至2017年的585%。与此同时，劳动力和土地作为支撑乡村发展的基础性要素，在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呈现出向城镇地区加速转移的态势（方方等，2013a）。具体表现如下。

（1）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持续转移。受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村劳动力被长期禁锢于农村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二元户籍制度对城乡人口流动的束缚逐渐放松，传统以农为生的农民被改造为符合现代经济的理性经济人，以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为行为目标，通过非农务工获得工资性收入，以弥补家庭收入的不足。在这一背景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解放出来，由乡村地区迁移至城市地区，由此，大规模、季节性的“民工潮”逐渐兴起（孟晓晨，1992；孟昕等，1992），每年进城务工的农民以1 000多万人的规模增长。据我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 652万人，比上年新增481万人，月均收入3 486元，比上年增长644%；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分别为146%、446%。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有效地带动了农民增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增长至2017年的13 432元，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年均实际增长达到75%；我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了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从收入来源来看，农民收入包括工资性、家庭经营性、财产性、转移性收入四个方面，其中，工资性收入不断提升，2017年，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达到446%，经营净收入的贡献率为273%，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的贡献率仅146%，农民增收对农村产业发展与财产性收入具有更强的依赖性。

（2）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地需求驱动着土地要素持续非农化。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及其用地需求导致耕地不断向建设用地转化，成为土地要素非农化的主导过程，有效地支撑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根据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耕地总面积由2000年的128万hm2变化为2008年的122万hm2，耕地数量呈持续减少态势。针对耕地资源的基本现实，我国政府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与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据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2009—2015年耕地总面积控制在135万hm2左右，耕地数量减少的态势得以遏制，耕地总量基本保持动态平衡。但是，当前我国土地要素非农化呈现出一种非健康的模式，造成了一定的负面效应，例如，以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高速发展，耕地保护、生产建设与生态安全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过度的土地要素非农化造成优质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农业生产过程中，耕地质量退化、土壤污染、耕地非粮化、耕地撂荒与粗放经营等问题日益严重；人口城镇化未能与土地要素非农化同步推进，相对滞后的人口城镇化导致虚假城市化现象；耕地“占补平衡”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耕地数量不减少，但补充耕地多源于边际土地开发，使局部区域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利益驱动致使土地违法案件层出不穷，“失地农民”由于缺少相应的社会保障，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等，由此，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趋势加剧。城乡生产要素非均衡性流动、个人收入分配城市偏向性等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特征，城乡差距不仅体现在城乡收入比，更体现在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社会保障、文化教育、就业、政府公共投资等方面，城乡非均衡发展的惯性推动城乡及农村内部差距不断扩大（谢培秀，2008）。

112城乡差距持续扩大，新型城乡关系亟待重新审视

城乡矛盾是我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当前，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障碍。中国“三农”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国家实施工业与城市偏向政策，以及在此政策背景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以城乡生产要素非均衡性流动、个人收入分配城市偏向性为其主要特征。在这一体制驱动下，有限的资源向工业部门过度集中配置，导致城乡居民享受公共服务不对等，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机会差距较大，进而陷入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困境（陈雯等，1995；郑有贵，2010）。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乡关系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我国城乡关系经历了“以乡促城”“以城带乡”等不同发展阶段。城乡关系演进的终极目标是城乡一体化，包含着城乡资源高效利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经济社会高度融合等多重含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差距持续扩大，不仅体现在城乡收入比，更体现在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社会保障、文化教育、就业、政府公共投资等方面，城乡非均衡发展的惯性推动城乡及农村内部差距不断扩大。数据显示，我国已成为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2000—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整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图1-1），由279增至323；自2010年开始，城乡居民收入比开始下降，至201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仍达到271。调整与优化城乡二元结构具有严峻性与迫切性，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亟待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推进城乡一体化与农村全面发展。

图1-12000—201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

此外，城乡差距还体现在基本公共服务、人居环境、产业支撑、就业机会等方面。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受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一些欠发达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明显不足，难以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教育等服务，城乡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等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距；相对于城镇地区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仍处于起步阶段，对改善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作用较为有限；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由于自身存在的弱质性特征，对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就业的贡献远低于城镇非农产业部门。

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关系发展的高级阶段。协调的城乡关系，是指城乡系统之间人流、物流、信息流自由合理地流动，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依赖，城乡差别缩小，各类资源得以高效利用，最终实现城乡均衡发展。新时期，乡村转型发展依赖于新型城乡关系的构建，需要从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共同推进。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12相关概念辨析()

13研究目的与意义()

14研究思路与内容安排()

15主要创新点()

第2章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21基础理论()

22文献综述()

23研究述评()

第3章乡村要素非农化格局与机理()

31乡村人口要素非农化格局与机理：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32乡村土地要素非农化格局与机理：以环渤海地区为例()

33小结()

第4章典型地区乡村要素非农化效应()

41研究思路与框架()

42乡村人口要素非农化效应()

43乡村土地要素非农化效应()

44小结()

第5章典型村域乡村要素非农化研究()

51典型村域人口要素非农化：行为机理与微观效应()

52典型村域土地要素非农化：行为响应与微观效应()

53小结()

第6章乡村要素非农化调控与乡村振兴()

61乡村要素非农化调控的总体框架()

62乡村要素非农化调控路径()

63保障机制()

第7章结论与展望()

71主要结论()

72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乡村要素非农化研究：格局、机理与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