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组建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彼时，社交媒体和社会化传播尚未在全球铺展流行，但多元主体于公共空间普泛、复杂的社会交往、意见交换，已然成为显著的新传播样态、结构和趋势。我们将这种新传播境况称为公共传播。西方早前也有公共传播（public communication）的说法，却更多指涉面向公众的传播，如公共传媒的传播产出、政治人物的公共演讲、个体或机构的公共修辞等。在我们的定义中，公共传播的关键词是多元主体、公共空间、社会交往和意见交换，区隔于特定主体朝向公众的信息传递，故与西方分殊鲜明。
面对新技术革命下的传播新境况，学界提供了多种命名方案，如技术居于主位的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倘以主体观之，这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主导的公共传播时代。此中，普罗大众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权利、资源和通路，仿佛挺进了柏拉图所应许的真理之路和自由之地。然而，一如现代性转型进路中的每一个新阶段，进步的希望与风险的隐忧如影随形。
公共传播激发了两种主流的学术想象：基于技术民主、多元协商和话语权再分配，一种以开放、对话、参与为特征的新型社会结构及与之适配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或将形成；鉴于意见竞争的不确定性和公共理性的匮乏，公共传播常以对抗、疏离为终局，或陷入不以达成共识为目的的舆论僵局，故国家和社会治理不可避免遭遇现代认同困境。前一种想象带有强烈的现代性情绪，乐见变革和进步；后一种想象则心怀泰勒(Charles Taylor)意义上的“现代性之隐忧”——过度多元主义导致严峻的认同危机和“放任社会的苦果”。
两种想象实则抱持同一关切：如何在互联网革命汹涌向前的时代语境下，为公共传播提供正当、合理的导向和出口？若以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的眼光看，则这一问题又可分解如次：如何平衡公共传播中自由与秩序的关系？如何构建“个体-自由-表达-意见竞争”与“共同体-秩序-协商-多元共识”互济共生的公共传播生态？进一步的追问是：如何将意见竞争由同质偏好的简单聚合转换为公共偏好的达成？如何培育公共理性、设计讨论程序，将公共传播嵌入自由与秩序、差异与认同、多元与一体动态平衡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
本书汇集了自新世纪初以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围绕传播、公共传播及前述相关问题的代表性论文。这些论文虽并未覆盖和回应本领域的全部问题，但总体上向着问题及其背后的真相和真理、向着可能的解释和解决方案靠近了一步。这也正是学术本来的样子，一代又一代人、一家又一宗，在大路上向前，在岔口徘徊。忽然万物生的时刻从来罕见，循环增益、渐然升进的景象最多。
胡百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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