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文学史：古代卷》：
任何一座城市，都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先进性构建；“我们塑造了城市，城市也塑造了我们。”因此，对一座城市文学历史的书写，不应仅仅是城市意象与个体都市体验的写照，而当重在对特定区域人群生存方式与性格特征的民族想象与集体记忆叙事的梳理；再现市民社会的精神诉求和现代生长。以往我们更多地是纵向爬梳文学历史，而今我们应格外重视空间视阈下城市文学空间样态的叙写，以显示城市文学研究的多元气象。确切地说，做好城市故事的研究，是城市文学史走向科学、系统与完整的重要环节。
一、城市与城市文学史
城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出现的高级人类群居形式，是人类从农耕时代走向文明的标志。随着防御、生产、商贸、分工等城市特征的不断显现和城市形态的不断完善，先人居住的村落逐渐发展为城市；诸多城市空间显然是从最初的乡间村落发展而来。
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同步发展，迄今已有5000余年的历史。从商周都邑至当今都市，几经流变，自成系统。若将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相比较，显然有明显的差别。当城市研究中的“西方主义”盛行之时，“中国没有城市”论随之而生。虽然西方学者探讨中国城市问题时，多从“城市自治、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等理论范畴展开言说，但世界之大，城市发展的路径毕竟不同，以一种僵化、固定的理论模式去研究普遍性的城市发展进路，显示出十足的偏颇。有学者提出“中国城市是中国文明的载体”，便是对其有力的拨正。
无论东方或西方，城市都是一种空间的确在，但西方空间理论的确很少留意“中国的空间经验”。史实已经表明，中国的空间理论“确实具有它独特的地方”，其“基础以及基本规律性的认识已经在西方的表述体系中得到一定的尽管不是全面的阐述。”《管子》中对城池建设结构等方面的阐释，就突出体现并证明了这一点。当下，有学者对中国城市文明的基本特质做了四个方面的归纳。其一，中国城市的产生及其发展路程，连绵而悠长；时有结构与重心的新变。其二，中国城市发展的主动因在于权力政治和军事防御，于统一形态中凸现消费特征。其三，中国城市的“大单位概念”，体现了其与乡村的连体状态。其四，儒家思想在中国城市发展中居于指导地位，城市空间的布局，鲜明体现出儒家理念。如果说西方城市多是独立于乡村的空间，那么，中国城市的主要功能则在于联络和“治理周边的乡村”。中国城市文明的这种独特内涵，体现着其特殊的价值，理应是世界城市学中的组成部分，而不应成为“中国没有城市”论的学理支撑。
其实，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地说，中国，有着辉煌的城市历史，并有领先世界和时代之时。如英国作家约翰·里德所言：“在中国，一个理想化的城市概念一直存在并且超越物资的现实。在欧洲，废墟则唤起对往昔荣光的想象。”“记载表明咸阳城（即现在的咸阳，距北京西南1000多公里）在公元前220年有12万个家庭。保守地估计每家有四口人，咸阳的总人口就将近50万——轻松地领先于其他城市了。当时的中国人口差不多有6000万，对于世界大城市来说，它的领先地位无人能敌，直到罗马帝国的崛起。”当然，城市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个城市的历史，都不会长盛不衰。在经历了一段城市衰落期后，“世界最大城市的头衔这时又回到了中国。根据钱德勒的研究，在618年到907年之间，唐朝长安的人口超过100万，几乎是一个顶峰。”到了11世纪，世界城市格局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此时开封成了中国的首都，到1102年，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居民44.2万人。”继1180年至1200年斯里兰卡的波隆纳鲁沃“获得短暂的辉煌”的100年后，“世界最大城市又确定无疑地出现在中国。马可·波罗在1276年至1292年间广泛访问的基础上，记录下杭州及其郊区有人口数百万。1273年中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当时的杭州仅市区人口就有43.2万人。”1325年后不久，“中国的城市再次领先。南京和北京，在之后的250年里交替领先”。到1700年，北京又实现超越，“人口高达100万以上，一直保持着第一的地位，直到1825年”。中国城市发展的繁荣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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