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信息传播与管控:以流言为中心的考察》:
二、经济流言的危害
一般来说,经济流言具有极强的破坏力,会造成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对经济领域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也偶有特定情况下的顺势而为,并因此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据张端义《贵耳集》卷中载:“京下忽阙见钱,市间颇皇皇:忽一日,秦会之呼一镊工栉发,以五千当二钱犒之,谕云:‘此钱数日间有旨不使,早用了。’镊工亲得钧旨,遂与外人言之。不三日间,京下见钱顿出。此宰制天下之小术也。”秦桧为相时,京城临安出现钱荒,引起市民恐慌,为此老谋深算的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故意用五千钱当作镊工(宋时专门从事理发、剃须的职业手艺人)的酬劳,对于本应只得到两钱的镊工而言,在大喜过望之余,满心的疑惑被秦相“此钱数日间有旨不使,早用了”的说法打消,出了相府就迫不及待地将此事宣扬开去,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在不到三天的时间内,京城市面上就有大量现钱流通。镊工不自觉地充当了流言的受者和传者,并由此缓和了钱荒的被动局面,但这种情况极其罕见,经济流言的传播通常会对当时的社会带来冲击和影响:
1.使国家或地方经济蒙受不同程度的损失。
两宋长期的战争使大众缺乏安宁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保障,传播无根据的流言更容易加剧人们的负面认知和情绪,被迫减少或停止正常的经济活动,从而对国家或地方经济带来消极影响。宁宗开禧三年(1207)六月,刘弥正为贺金国生辰使,“论议往返未决”,至扬州时,“诏还润州以俟。自兵起,盐商不敢行,传言虏且犯通、泰,而提举官相继遁逸,盐利大乏。朝廷患之,即京口用公提举淮东常平盐事。公日:‘盐在北而移司于南,异日虏不至,使剽夺窃窥,吾之责也。’遂渡江。益贷亭户,盐既增积,舟相接数千里,卖尽复其旧”。盐利是古代社会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南宋政府实行食盐的源头垄断,批发食盐给盐商,由商人负责食盐零售,这种食盐管理制度对维护官府盐利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战乱往往成为制约和影响盐政的重要因素,有关军事威胁的流言使食盐贸易受到打击。刘弥正冷静沉着的应对,才确保了宋廷在淮东地区的盐利收入。
2.造成人心浮动,扰乱社会秩序。
“天下之事,以安静为利,以骚动为害”,仁宗时李庠为河东帅郑戬辟掌机事,“时钱法骤变,市绝交易,兵民数千,喧诉于府,府门闭不纳,凶勃者将倡以为乱”;徽宗大观四年(1110),诏令恢复纸币交子的发行限额,改当十钱为当三钱,宰相张商英上疏云:“奸邪之在内者,密唱其说日:‘不久必复旧,可畜以待也。’奸邪之在外者晓民以掠美曰:‘当三则亏汝,当七则折中矣。’是以小民听而和之。令出五十日,而犹未大孚也”。由此可见货币行废引发了个体或群体焦虑,而这种焦虑集聚、放大便容易造成群体事件和更大规模的混乱。
3.引发流民潮,出现社会问题。
在中国古代社会,流民历来是引发动荡的不安定因素之一,因此备受统治者的关注。流民的出现,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诸如自然灾害、战乱、吏治腐败、土地兼并、赋役苛重等都是产生流民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流言的哄传对流民潮的出现或高涨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神宗熙宁年间,河北民众纷纷南迁,郑獬《论河北流民札子》云:“臣窃见河北之民自去秋以来相携老幼,皆徙于南方,累累道途,迄今不绝,不知几万户,兹非细事也。臣询得其由,或云以岁饥无食,或云地震不得宁居,或云河决失耕业,或云以避塞河之役,臣参考以计之,若以岁饥,则百十年来丰凶常事,何昔之凶年犹得安居,而今遽为去计乎,若以地震,则震有时而必止,虽暂有不宁,犹宜未至弃本土而去,若以河决,则恩冀德博罹害者宜迁,而真定邢赵非河所累,则又何为而辄去?若以河役,则朝廷已有诏罢,而迁者至今不已,由是言之,盖其原起子唐州之开旷土,而成于河北之讹言。何者?唐州官吏冒赏贪功,遣牙校赍榜于三边,招诱户民十有余年,于是三边始有迁民。及去秋地震,其父老皆言:‘真庙时地震,遂有澶渊之役。今地复震,北人又将扰边矣。’如何不为引避?加以岁凶河决,于是相牵连而大去之。夫民故愚而无知,一人摇之,百人酬之,一乡之间,但见南徙者众,故相随而亦迁。即询究其所以迁之理,则不出前之所言。”①流民出于求食、安居、避役等生存需要的考虑,携家带口,转徙流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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