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信息传播与管控：以流言为中心的考察》：
二、经济流言的危害
一般来说，经济流言具有极强的破坏力，会造成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对经济领域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也偶有特定情况下的顺势而为，并因此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据张端义《贵耳集》卷中载：“京下忽阙见钱，市间颇皇皇：忽一日，秦会之呼一镊工栉发，以五千当二钱犒之，谕云：‘此钱数日间有旨不使，早用了。’镊工亲得钧旨，遂与外人言之。不三日间，京下见钱顿出。此宰制天下之小术也。”秦桧为相时，京城临安出现钱荒，引起市民恐慌，为此老谋深算的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故意用五千钱当作镊工（宋时专门从事理发、剃须的职业手艺人）的酬劳，对于本应只得到两钱的镊工而言，在大喜过望之余，满心的疑惑被秦相“此钱数日间有旨不使，早用了”的说法打消，出了相府就迫不及待地将此事宣扬开去，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在不到三天的时间内，京城市面上就有大量现钱流通。镊工不自觉地充当了流言的受者和传者，并由此缓和了钱荒的被动局面，但这种情况极其罕见，经济流言的传播通常会对当时的社会带来冲击和影响：
1.使国家或地方经济蒙受不同程度的损失。
两宋长期的战争使大众缺乏安宁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保障，传播无根据的流言更容易加剧人们的负面认知和情绪，被迫减少或停止正常的经济活动，从而对国家或地方经济带来消极影响。宁宗开禧三年（1207）六月，刘弥正为贺金国生辰使，“论议往返未决”，至扬州时，“诏还润州以俟。自兵起，盐商不敢行，传言虏且犯通、泰，而提举官相继遁逸，盐利大乏。朝廷患之，即京口用公提举淮东常平盐事。公日：‘盐在北而移司于南，异日虏不至，使剽夺窃窥，吾之责也。’遂渡江。益贷亭户，盐既增积，舟相接数千里，卖尽复其旧”。盐利是古代社会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南宋政府实行食盐的源头垄断，批发食盐给盐商，由商人负责食盐零售，这种食盐管理制度对维护官府盐利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战乱往往成为制约和影响盐政的重要因素，有关军事威胁的流言使食盐贸易受到打击。刘弥正冷静沉着的应对，才确保了宋廷在淮东地区的盐利收入。
2.造成人心浮动，扰乱社会秩序。
“天下之事，以安静为利，以骚动为害”，仁宗时李庠为河东帅郑戬辟掌机事，“时钱法骤变，市绝交易，兵民数千，喧诉于府，府门闭不纳，凶勃者将倡以为乱”；徽宗大观四年（1110），诏令恢复纸币交子的发行限额，改当十钱为当三钱，宰相张商英上疏云：“奸邪之在内者，密唱其说日：‘不久必复旧，可畜以待也。’奸邪之在外者晓民以掠美曰：‘当三则亏汝，当七则折中矣。’是以小民听而和之。令出五十日，而犹未大孚也”。由此可见货币行废引发了个体或群体焦虑，而这种焦虑集聚、放大便容易造成群体事件和更大规模的混乱。
3.引发流民潮，出现社会问题。
在中国古代社会，流民历来是引发动荡的不安定因素之一，因此备受统治者的关注。流民的出现，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诸如自然灾害、战乱、吏治腐败、土地兼并、赋役苛重等都是产生流民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流言的哄传对流民潮的出现或高涨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神宗熙宁年间，河北民众纷纷南迁，郑獬《论河北流民札子》云：“臣窃见河北之民自去秋以来相携老幼，皆徙于南方，累累道途，迄今不绝，不知几万户，兹非细事也。臣询得其由，或云以岁饥无食，或云地震不得宁居，或云河决失耕业，或云以避塞河之役，臣参考以计之，若以岁饥，则百十年来丰凶常事，何昔之凶年犹得安居，而今遽为去计乎，若以地震，则震有时而必止，虽暂有不宁，犹宜未至弃本土而去，若以河决，则恩冀德博罹害者宜迁，而真定邢赵非河所累，则又何为而辄去？若以河役，则朝廷已有诏罢，而迁者至今不已，由是言之，盖其原起子唐州之开旷土，而成于河北之讹言。何者？唐州官吏冒赏贪功，遣牙校赍榜于三边，招诱户民十有余年，于是三边始有迁民。及去秋地震，其父老皆言：‘真庙时地震，遂有澶渊之役。今地复震，北人又将扰边矣。’如何不为引避？加以岁凶河决，于是相牵连而大去之。夫民故愚而无知，一人摇之，百人酬之，一乡之间，但见南徙者众，故相随而亦迁。即询究其所以迁之理，则不出前之所言。”①流民出于求食、安居、避役等生存需要的考虑，携家带口，转徙流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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