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学·心学·实学的统一：王阳明《论语》学研究》：
第四节 超越权威
其实，不重训诂和不拘定解的特点就已经决定了王阳明在解注《论语》时，注定要并且能够突破和超越权威，这里所说的权威主要是指孔子和朱熹。孔子被儒者尊为圣人，列为权威自不必说，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后来他的学说也被官方奉为儒学正宗，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还规定科举考试必须在“四书”内出题，发挥题意也要以朱熹所著《四书集注》为依据，朱熹也因为《四书集注》地位的提高而成为权威。在明代，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官定教材，朱熹对《论语》的注解成为不可超越的范本，据《年谱》记载，至王阳明时，“晦庵之学，天下之人童而习之，既已人人之深，有不容于论辩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王阳明时代，朱熹把持着对《论语》的解说权，朱熹的权威地位甚至比孔子还要高。在这种学术背景下，突破并否定朱熹也就意味着挑战权威，甚至比超越孔子本人还要困难，但王阳明本着弘扬圣学的目的，虽尊重朱熹，却并不苟同于朱熹对于《论语》的注解，“当仁不让于师”，大胆勇敢地抛出他自己对《论语》的解注。
一否定朱熹
王阳明首先对朱熹还是比较尊重的，从他尊称朱熹为朱子就可见一斑，在他看来，朱熹不失为一位贤人，他在《答徐成之》（壬午二）中明确表态：“仆尝以为晦庵之与象山，虽其所为学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为圣人之徒。”因此，当王阳明发现自己的学术观点与朱熹不同时，他还感到困惑不解与内疚不安，正如他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中所说的那样：“虽每痛反探抑，务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确，洞然无复可疑。独于朱子之说有相抵牾，恒疚于心，切疑朱子之贤，而岂其于此尚有未察？”
正是因为这种困惑不解与内疚不安，促使他去反思自己的心学到底正确与否，当他经过反思坚信自己的心学无误时，抱着对朱子的尊重，他确信朱子也不可能错误，于是就重新从朱子的著作中找根据：“及官留都，复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故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诸《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固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谬戾者，而世之学者局于见闻，不过持循讲习于此。其余悟后之论，概乎其未有闻，则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无以自暴于后事也乎？”
王阳明认为世传朱子著作，都是他中年未定之说，后来朱熹也悟到自己中年之说有问题，想改正，但却来不及了，因此王阳明从朱子晚年著作中找出一些与他的心学相契合的作品，编为《朱子晚年定论》，虽然后人对《朱子晚年定论》有不同的看法，但王阳明从心学的角度，认为《朱子晚年定论》是比较符合朱子原意的，在编成《朱子晚年定论》后，王阳明觉得他与朱子终于相同了，便不再感到困惑不解与内疚不安，而是“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
尽管王阳明尊重朱熹，但并不等于他赞同朱熹的学说，站在心学和弘道的角度，他还是敢于挑战并否定朱熹的，“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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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春松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其丰富的内涵及其延伸的意义，只有在历代学人的不断体悟和研究中发掘出来。对王阳明思想的研究专著及论文众多，但作者在精读其全集的基础上能选择从《论语》学角度阐释其思想的-个侧面，很有价值。长期以来，对心学的认识，停留在断言其义理有余而经学不足的观点上，本书填补了这一理论空白，使我们通过阳明心学，加深了对《论语》的体晤和深解。
——朱康有
★本书纲领灿然，疏朗有致，非极用心者不能达于是境。通篇态度谨严，立论稳妥，架构雍容，文笔潇洒豪迈，精练典雅，有阳明论语学开山气势。
——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