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历史学家唐德刚在史学理论、研究方法和红学方面的十余篇，涉及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小说与历史的关系、海外中国作家的本土性、汉字的拉丁化等话题。作者认为，优秀的史学著作往往也是卓越的文学精品，主张史以文传，避免僵硬执拗地治史。书中细述《李宗仁回忆录》成书过程的篇章，反映出其在口述历史方面的功力，作者对《红楼梦》里避讳问题的讨论和分析曹雪芹的“文化冲突”的文章也颇有见地。

一、导言 
我是学历史的，自小对文学也很有兴趣，记得有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一次“章回小说”讨论会上，有一个美国学者列了一堆章回小说书目，大约有四十几部一百多本，他说：“中国作品实在太多了，谁可能把那么多的作品看完呢？”我举手说：“我统统读过了。”他不相信，反问我说：“你怎么可能读那么多书？”我说我在中学读书，没有女同学同我谈恋爱，也没有球可打，更不会滑冰、跳迪斯科，没办法之下，只好看小说了。我对文学大概就止于对这些书的欣赏罢了。所以我只能算是欣赏文学的读者而已，实在不够资格以行家来谈文学，尤其没有资格谈台湾和香港等名作家的作品。我觉得台湾近廿年的文学成就远超过五十年代或三十年代的作家，可惜我因为太忙，对台湾和香港的大批作家的作品看得太少。 
其次说到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是我的本行，也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用来吃饭的工作。 
文学与口述历史我既然都有些关系，现在我就把个人的一点体验与看法报告一下。 
首先来谈一谈什么叫口述历史。 
二、什么叫口述历史？ 
我写过几本口述历史，加起来可能销了一百多万本，而且现在仍继续出版。而什么叫口述历史呢？有人问我：“你的口述历史是不是胡适先生讲，你记，就成了？”“你怎么能记那么多呢？”另外，我写李宗仁的口述历史，他们也说：“你怎么写那么多呢？”我的回答是：“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找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地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而他是大司令官出身，他讲的话习惯上就是命令，有疑问反问他时，他都说：“没错！没错！”我说：“大概有点错吧？”他立刻又说：“没错！没错！”我想我以前当兵最高的阶级只是个少尉，而他是上将，以一个少尉来指挥上将是很难的，所以我只好慢慢地想法子说服他，把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反复问他，结果他说：“有书为证，没问题！没问题！”于是拿了一大堆书给我看，结果都是稗官野史一类的书，我说：“你们做司令官的，如果情报不正确的话，像台儿庄等战役就没法打胜仗了，我们搞历史写文章的也一样，如果情报不正确也会闹出笑话来，您刚刚说的这些‘情报’虽然有书为证，却也可能是‘假情报’。”他说：“有点道理！有点道理！”费了不少工夫，才慢慢地进入状况。不过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的。所以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十，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所以口述历史与一般史料有何不同？大概可以这样说：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 
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世界性的口述历史学部，也有中国的口述历史学部，但在那里正式工作的只有夏连荫小姐和我两个人，夏小姐英文很好，中文不太能写，只有我中英文都能写，所以那时我所做的中国口述历史就成了世界最早的中国口述历史。后来台北的“中央研究院”也有口述历史，那是当年我们在美国向胡适之先生建议的。后来胡先生回国，我们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支持我们成立一个口述历史的基金会，胡先生回了一封信（见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五日条）说“台北‘中研院’也成立了口述历史”。这就是中研院”口述历史的由来。所以，“中研院”口述历史是胡先生写了那封信才开始的。 
接下来谈谈口述历史的起源，这要从第二次大战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伦?芮文斯（Allan Nevins）自夸“口述历史”的名词是他发明的说起。当时他创出的名词是Oral History，翻成中文就是“口述历史”，而现在这个名词已经世界通行了，所以这个名词事实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亚伦?芮文斯一个人搞起来的。 

文学与口述历史
小说和历史
——一九八八年六月七日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讲稿
也是口述历史
——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代序
海外中国作家的本土性（选载）
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上）
——一篇迄未发表的《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代序
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下）
——一篇迄未发表的《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代序
桃园县的“下中农”
《通鉴》与我——从柏杨的白话《资治通鉴》说起
“臣光曰”“柏杨曰”各有千秋
——贺柏杨版《资治通鉴》白话译本大功告成
从《人间副刊》谈到台湾文艺
杀一个文明容易 建一个文明很难　唐德刚讲述 汤晏整理
《红楼梦》里的避讳问题　唐德刚 周策纵
“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讲词试稿 曹雪芹的“文化冲突”
——“以经解经”读《红楼》之一
海外读《红楼》
谏友篇——兼评批唐德刚《海外读〈红楼〉》
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复
未识其小，先失其大！
——谈“红学”答宋淇先生
未识其小，焉能说大？
——为《〈红楼梦〉识小》答唐德刚先生
既识其小，免失其大
——为《红楼梦》“唐、宋”之争进一解
曹氏三代为清室丝官浅说
——“新红学”七十年反思之一
史学之茶与红学之茶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台湾“中央大学”讲稿节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