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鲁迅/素笔忆鲁迅》:
“因而有一次,大学里来请我讲演,伪君子正在庆幸机会到了,可以罗织成罪我的证据。但我却不忙不迫的讲了些魏晋人的风度之类,而对于时局和政治,一个字也不曾提起。”
在广州闲住了半年之后,对方的注意力有点松懈了,就是对方的雄鸡,坚忍力有点不能支持了;他就迅速地整理行囊,乘其不备而离开了广州。
人虽则离开了,但对于代表恶势力而和他反对的人,他却始终不会忘记。所以,他的文章里,无论在哪一篇,只教用得上去的话,他总不肯放松一着,老会把这代表恶势力的敌人押解出来示众。
对于这一点,我也曾再三的劝他过,劝他不要上当。因为有许多无理取闹,来攻击他的人,都想利用了他来成名。实际上,这一个文坛登龙术,是屡试屡验的法门;过去曾经有不少的青年,因攻击鲁迅而成了名的。但他的解释,却很彻底。他说:
“他们的目的,我当然明了。但我的反攻,却有两种意思。第一,是正可以因此而成全了他们;第二,是也因为他们,而真理愈得阐发。他们的成名,是焰火似地一时的现象,但真理却是永久的。”
他在上海住下之后,这些攻击他的青年,愈来愈多了。最初,是高长虹等,其次是太阳社的钱杏村等,后来则有创造社的叶灵凤等。他对于这些人的攻击,都三倍四倍地给予了反攻,他的杂文的光辉,也正因了这些不断的搏斗而增加了熟练与光辉。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这种搏斗的火花,成绩俱在,在这里可以不必再说。
此外还有些并不对他攻击,而亦受了他的笔伐的人,如张若谷,曾今可等;他对于他们,在酒兴浓溢的时候,老笑着对我说:
“我对他们也并没有什么仇。但因为他们是代表恶势力的缘故,所以我就做了堂·克蓄德,而他们却做了活的风车。”
关于堂·克蓄德这一名词,也是钱杏村他们奉赠给他的。他对这名词并不嫌恶,反而是很喜欢的样子。同样在有一时候,叶灵凤引用了苏俄讥高尔基的画来骂他,说他是“阴阳面的老人”,他也时常笑着说:“他们比得我太大了,我只恐怕承当不起。”
创造社和鲁迅的纠葛,系开始在成仿吾的一篇批评,后来一直地继续到了创造社的被封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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