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组：在硕士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中，研究选取的文本确实是昆曲剧本，但仅把昆剧等同于一般性的文学文本，作为从一个或多个角度分析某一个并非戏剧文本特有的翻译现象的依托。例如：孙小春依据奈达对文化限定词的划分，将《牡丹亭》中相关例子分成三大类，通过原文和译文的对比以及译文之间的对比，试图解答三位译者对于不同类型的文化限定词采取了什么相同或不同的策略。周薇以接受美学、归化、异化策略作为理论基础，以《桃花扇》唱词的两个译文本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为例，讨论中国传统典籍英译过程中的文化因素处理问题。韦锦泽以苏珊·巴斯奈特的“种子移植”翻译理论依据，选取两个版本的《长生殿》英译进行研究，探讨原文包含的中国原生态文化在英语译本中得到了何种程度的移植。卢伟以“青春版”《牡丹亭》的翻译——李林德的舞台译本为例，运用文本细读、互文性批评和读者反应理论等研究方法，通过分析昆曲翻译和英文诗歌的互文性，重申“译诗像诗”的诗歌翻译观。刘刚采用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方法，对《牡丹亭》两个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从词汇层面、句子层面和语篇层面，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标准化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平均词长、平均句子长度等收集分析。蒋芸芸从许渊冲的“三美”翻译理论视角人手，选取了《长生殿》中极具代表性的语言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比较《长生殿》原文与许渊冲的译文，研究译者如何再现《长生殿》原文中的意美、音美和形美，并以此为证，说明“三美”翻译理论适用于昆曲英译。赫蕊从翻译美学的角度L叶J发，以汪班《悲欢集》的昆曲英译为例，分析对比了原文和译文的审美构成，探讨译文实现审美再现的可能性，以及可能采取的翻译策略。吉灵娟的《译者主体性与昆曲翻译策略研究》和《昆曲意象翻译的原则——交际性对等与经验主义审美的融合》两篇文章，分别从译者主体性和交际性对等与经验主义审美的角度分析昆曲文本。冀丽娟、段清香和王倩分别从翻译美学、互文性和文化层面谈论昆剧剧本的翻译。这些硕士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均以昆曲剧本为依托，尝试从多个不同角度分析昆剧翻译问题，开拓了崭新的研究视角，丰富了昆剧剧本翻译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推动了昆剧翻译研究的进展。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研究中的文本换作除昆剧外的其他中国文化典籍，比如诗歌、小说或散文，似乎也可以得出相同或相近的研究结论。究其原因，作者在翻译研究中仅把昆剧当作案头阅读的一般性文本，并没有关注它作为戏剧的独有特征。换言之，这些论文是把昆剧当作无异于其他文学类别的一般性文本，而本书把昆剧视作语言文学、音乐声腔和舞台表演的综合体，可见前后两者的研究视角显然不同。
　　第三组：难能可贵的是，我们欣喜地发现，有三位年轻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到昆剧的戏剧性特征。吉灵娟在《昆曲曲律与（牡丹亭）之（惊梦）曲词英译》一文中，以（惊梦）曲词为研究范本，探讨昆曲曲律与英诗格律之相通性，她发现尽管昆曲曲词与英诗之语言载体迥异，但其艺术表现力之共性则为可译，昆曲曲词翻译原则在于昆曲曲词原文与译文实现“交际性对等”，该原则在（惊梦）部分曲词自译版本中得以体现与检验。朱玲的《昆剧（牡丹亭）字幕译本浅析》，认为昆剧翻译兼有文本阅读和舞台演出两个维度，并以“青春版”《牡丹亭》李林德的字幕译本为研究对象，发现现场演出时昆剧字幕译本往往受到时间、字数和情景限制。李倩、王昌杰在《“醉”美诗词——以昆曲（长生殿）唱词论源语与译人语的互补性》一文中涉及昆曲唱词的翻译在格律上的要求并予以举例说明，但未进行翻译方法的归纳或理论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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