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友追梦》：
吴承惠谈1950年代初的上海小报
旧上海哪段时期的小报最繁荣？
吴承惠：我首先声明，我谈的是印象，因为旧上海时期我还是个资历很浅的小青年，文化水平也有限，想事情和看问题都是即兴的、表面的。我还有个缺点，就是没有在这方面做过资料搜集的工作，报纸随看随丢，都没有留存。解放前，我是上海市银行的职员，并不在小报工作，虽然喜欢看小报，也看得不多，偶尔也写写文章、投投稿。当时小报很多，水平参差不齐，报摊上摆列出来的小报，看看五花八门，其中虽有办得比较好一点的，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每家小报的寿命都不长，有的甚至很短。小报虽多，内容往往大同小异，加上客观形势的变化，办小报的人又都不是有钱的大老板，经济常常出现困难，所以真正能挺立住了办多少年的小报是很少的。
抗战胜利前，龚之方先生在上海办过一份《光化日报》，跟他合作的叫唐云旌（即唐大郎）——诗写得非常好。龚先生最初是在电影公司做宣传，又办报纸，又在戏馆（当时在共舞台）做宣传，是一个很有经营才能的文化人。解放前的小报一般都是旧的小报文人吟风弄月的地方，而龚先生起用了几位懂外文的大学生，比如沈毓刚和徐慧棠就被吸收进来编译海外新闻。因此《光化日报》当时是比较突出的，比较新颖，很受欢迎。当时日本人也管制舆论，而且管得很凶，却又有缝子可钻。《光化日报》的头版有很多从外国报刊编译过来的新闻报道。当时正在发生太平洋战争，到了1944至1945年间，日本败局已定，舆论也管不住了，从大后方和国外流传进来了不少消息。比如，那时候上海人还不知道吉普车，《光化日报》首先披露了，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同时它也带来了胜利的希望。读者既感到新奇，又很受鼓舞，所以这份报纸一时很受欢迎。
1945年抗战胜利后，办报需要国民党政府颁发的执照，有的小报拿到了，有的就没拿到。龚先生也没拿到，《光化日报》就停办了，于是他就连夜在家用一张报纸横折竖折，折出了一种方型周刊，是小报的变种，名字就叫《海风》，变身为期刊，内容还是小报式的，一周出一期，很快风行一时。那时上海还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报刊，销路大好。于是，原来的小报从业人员，甚至非从业人员群起而效尤，想趁机捞一票，一时之间，什么《海光》《海星》《海晨》等纷纷在报摊上出现，一下子有了几十种。有的报摊就乱堆在那里，三钿不值两钿，卖也卖不掉，形成一种灾害。于是，《海风》首先自行停办，当时唐大郎写了一篇文章叫《始作俑者的罪孽》，表示自责。因为，在1946至1947年间，小报数量虽然不多，但这种方型周刊却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形成畸形发展，是令人料想不到的一种乱象。想想《海风》初创的时候，内容还是蛮好的，很多名家化名写文章，吴祖光就写过，但后来办的一些方型周刊内容越来越糟，甚至语涉下流，理应遭到读者唾弃，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要问旧上海小报最繁荣的时期，我确实说不出来，当时我二十岁不到，抗战胜利前固然不知道，胜利后的也说不清楚，大概有五六家，或者七八家，办得比较出名的有三家：《铁报》《飞报》《罗宾汉》。《铁报》可能执其中的牛耳，老板在日伪时期是国民党的地下党员，后来倾向共产党。其他还有些印象的，比如《诚报》《辛报》等。当时办这些报纸的人，现在大多去世了，知道的人不多了。
1949年上海解放后，小报情况如何？
吴承惠：解放后，很多小报都主动停掉了，最后批准出版了两张新的小报，即《大报》和《亦报》，由新闻处主管。之所以还是要办这两家小报，我猜想有两个原因：一是用旧小报的形式教育当时的上海市民；二是维持小报从业人员的生活。而其中，我估计，夏衍同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当时在上海管文化，很博学，也是办报出身，对旧上海很了解，各方面结交的朋友也多，懂得利用上海的各种文化形式开展宣传，适应各种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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