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创作成果颇丰，重要作品有：《穷人》（1846）、《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死屋手记》（1860-1862）、《地下室手记》（1864）、《罪与罚》（1866）、《白痴》（1869）、《群魔》（1871）、《少年》（1875）、《卡拉玛卓夫兄弟》（1879-1880）、《作家日记》（1873-1881）等。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是作家完全走向独创性的一个成熟的标志。从欧洲长篇小说的发展历史中对之进行考察，可以说，这是一部俄罗斯式的新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是作家多年酝酿、苦心经营的艺术结晶。早在1859年10月9日写给其兄长米哈伊尔的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已宣称，打算创作一部关于一个罪犯的忏悔录，而且相当自信地认为："这部忏悔录将会确立我的名声"。1860年底，在阅读法国的刑事案件汇编时，其中19世纪30年代轰动一时的皮埃尔·弗朗索瓦·拉塞内尔（1800-1836）诉讼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触发了他的灵感：一个准备从事法律研究的青年，为了抢钱，杀死了一个老太婆，被捕后他在狱中创作了一些诗歌，并写了回忆录，为自己进行辩解，宣称自己不是普通的罪犯，而是与社会的不公正作斗争的勇士，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普遍的不公道复仇，结果变成了"社会的牺牲者"。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主办的《当代》杂志上发表了这一案件的审判记录汇编，并且亲自写了按语："在这件诉讼案中，涉及的是一个罕见的、神秘的、令人感到可怕而有趣的人的个性。卑劣的天性和对贫困的畏惧，使他变成一个罪犯，而他竟把自己说成是自己时代的牺牲品"，并且认为它"比各种各样的长篇小说还要吸引人，因为这类诉讼案照出人的灵魂的黑暗面，艺术是不喜欢触及这些黑暗面的，而假如触及了，也只是用插曲的形式顺便一提……"于是，他结合自己对俄国社会现实的观察以及对人的问题的思考，对这一材料进行了艺术加工和艺术虚构，让这个故事发生在俄国的首都彼得堡，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构思与创作过程，在1866年最后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
这是一部典型的俄罗斯式的长篇小说。作为一部俄罗斯式的新长篇小说，《罪与罚》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都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特征。
从文艺复兴至陀氏创作《罪与罚》时的欧洲长篇小说，在思想内容上主要是弘扬人的个性，歌颂个人为维护各个方面的权利（追求个人发展、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社会政治方面的平等和作为等等）而进行的各种斗争，揭露或控诉不平等的社会对有才华有追求的个性的扼杀。
《罪与罚》则在此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与创新，它既肯定了个人追求自由、捍卫个人权利的正当性，但更深刻地揭穿了过分追求个性自由、个人权利从而发展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实质。而这是对西方长篇小说在主题上的创新、推进与深化。小说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受西方思潮及拿破仑等的影响，形成了类似于后来德国哲学家尼采"超人"哲学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把芸芸众生人为地分为"非凡的人"和"平凡的人"两类："一类是低级的人（平凡的人），也就是说，可以称之为仅仅是繁殖同类的材料；另一类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就是具有天赋和才干，能在自己所处的社会提出新见解的人。"后一类人不仅能提出新见解，而且为了实现自己的新见解，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杀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思想，如果需要他哪怕踩着尸体，踏过血泊，那么，在他的内心深处，在他的良心上，依我看，是可能会允许自己踏过血泊的"。为了实践这一理论，他挑选了一个放高利贷的穷凶极恶的老太婆作为实验对象，并且又被迫杀死了正好发现他杀人的老太婆的妹妹--极其善良的莉扎薇塔。杀人后，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生活便堕入烦乱、焦躁和煎熬之中，三种来自不同方向的审判紧紧抓住了他。一种是代表法律和社会力量的波尔菲里，一种是代表上帝之爱的索尼娅，一种则是来自拉斯科尔尼科夫内心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的道德谴责。这三种力量都使他深感自己犯了罪，但他又一时难以放弃自己那"非凡的人"的理论，千方百计试图逃避法律的惩罚。因此，小说的绝大部分细致生动地揭示了主人公的灵魂在善与恶、罪与罚两极之间的苦苦挣扎与激烈斗争。
较之西欧小说更为深刻的是，《罪与罚》把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与对人的终极问题的思考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现实性、哲学性、宗教性三者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如前所述，这部小说的原型是法国的一桩刑事案件，但作家有意识地把它变成了一个俄国当代的犯罪故事，并以拉斯科尔尼科夫为中心，广泛反映了俄国社会的真实现状，思考了俄国农奴制改革后人的出路问题。小说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本是学法律专业的大学生，由于家境贫寒（仅靠老母亲那一年一百二十个卢布的养老金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被迫辍学。他的妹妹杜涅奇卡为了支持哥哥读完大学，先是到地主斯维德里盖洛夫家担任家庭教师，饱受侮辱，继之被迫试图嫁给一个比自己年长一倍的极端自私自利者--颇为富裕且拟在彼得堡开办律师事务所的市侩卢仁。主人公结识的退职九等文官马尔梅拉多夫一家的遭遇更是惨不忍睹：由于没有收入，难以养家糊口，三个幼小的孩子啼饥号寒，饥肠辘辘，大女儿索尼娅被迫当了妓女，以卖身的钱来养活弟妹。而主人公在街上碰到的被欺骗玩弄的年轻少女，以及他的大学同学拉祖米欣的贫困，也无一不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中人们的普遍贫穷。主人公正是深感人们的普遍不幸和贫困以及社会的不公正，才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形成了自己那把人按非凡与平凡两分的理论，并最终在多种现实环境力量的冲击下，去杀人以实践自己的理论。
然而如果仅此而止，那么这部小说与西欧小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如司汤达的《红与黑》，也是对法国1827年《法院公报》上的一桩家庭教师枪击女主人的刑事案件的艺术加工与再创造，但它通过主人公于连的遭遇，反映的只是一系列社会问题：复辟势力的猖獗，人们之间冷酷的金钱关系，封建等级观念已告破产，大革命确立的自由、平等、自由发展的原则已深入人心，更主要的是，它生动深刻地描写了在不平等的等级社会里，有才华的个性如何扭曲自己以求发展并且最终遭到扼杀的悲剧，而很少触及人的灵魂）。这部小说的新颖与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揭露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贫困与无奈，更进一步以此为基点，从哲学与宗教的高度，思考了人的出路与归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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