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版译后记
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之一，他被看作功能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20世纪一位重要的教育改革家。在教育哲学方面，杜威的著作《我们如何思维》第一版发表于1910年，修订版发表于1933年。在修订版中，杜威为这本书加了副标题“重述反思性思维与教育过程的关系”。在第一版发表之后，杜威这部著作便举世闻名，被美国各大学校和师范院校采用。经过大约20年的使用，该书对美国学校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学校教育实验获得的经验为基础，杜威对第一版内容进行了大量重写和扩展，形成了1933年的修订版。
学生接受学校教育，就是要学会如何思维。杜威的著作对思考和改进学校教育中的思维训练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好的思维方式不能是漫无目的、碎片化、盲目的意识流，也不能限于直接感知的事物。好的思维方式应该是反思性的。杜威说，对任何信念或假设性的知识，按照其所依据的基础和进一步导出的结论，进行主动的、持续的和周密的思考，就形成了反思性思维。反思性思维激励人们去探究，根据受控制的目标，获得证据、检验证据、达到结论。杜威认为，反思性思维是教育的目的，思维把单纯意欲的、盲目的和冲动的行动转变为智慧的行动。学校教育要训练反思性思维，它有五个阶段：一是暗示阶段，面对具体情境进行反省和暗示；二是使具体感觉到的困难转化为理智化的问题；三是作出假设，指导观察和其他有关工作；四是对假设进行推敲（推理）；五是通过行动检验假设。五个阶段的顺序不是固定不变的。
杜威倡导的反思性思维是科学思维，而不是经验思维。经验思维的缺陷在于它本身就具有引起错误信念的倾向，不能适用于新的情境，也可能导致心理惯性和教条主义的倾向。科学思维则要将观察到的事实分解为不能观察到的精细过程，科学实验探究遵从的正是这样的科学思维。杜威在《我们如何思维》这部书中，讲到学校教育如何训练反思性的科学思维，对教育过程的理解十分深刻。
杜威的哲学思想一般被概括为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认为真理是人们用于解决问题的工具。从方法论上说，杜威主张实验逻辑（Experimental Logic），这与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 1839—1914）的符号逻辑和实用主义有所不同。杜威曾是皮尔士的学生。皮尔士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并改进布尔（George Boole, 1815—1864）的符号逻辑（数理逻辑或形式逻辑），在逻辑代数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我们如何思维》中，杜威谈到实际思维与形式逻辑的区别，实际思维不采用逻辑形式，但思维结果用逻辑思维来表述。不能因为教育上主要关心具体思维，就说形式推理完全没有教育价值。实际思维有其自身的逻辑：它是有秩序的、合理的和反思性的。逻辑形式应用于思维结果，逻辑方法应用于思维过程。《我们如何思维》作为一本教育思想著作，第二部分就是逻辑的探讨。这里的逻辑就是形式逻辑，研究有效的推理形式，它是具体思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杜威于1919年4月30日抵达上海，5月30日抵达北京，他在中国经历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他的学生胡适和蒋梦麟等人的安排下，杜威前往中国各地演讲，其中比较系统的是在北京大学所作的五个演讲。杜威的演讲内容涉及思维、伦理、教育、社会、政治等多个方面，其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追随杜威学习哲学，深受杜威《我们如何思维》这本书关于反思性思维论述的影响，他将一般科学思维步骤总结为五步法（五个阶段）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关于中国思想和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以思维方法为核心，这得益于杜威的思想。
今天我们重新研读杜威的名著《我们如何思维》，应该与学校教育改革结合起来。研究学校教育的过程需要反思性思维。我们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和根本任务，从我国学校教育实践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出发，创造性全面思考学校的教育过程。学校教育对于学生的思维训练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这种训练不仅仅在课堂上进行，也在接触社会的大量实践活动中进行，它是对思维方式的系统训练，对人的成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们如何思维》的翻译本收录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八卷。此次出版单行本，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朱华华女士表示感谢。本书的翻译得到了清华大学哲学系王路教授和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江怡教授的指导和支持，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本书翻译还有一些要改进的地方，今后将不断修订，以飨读者，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马明辉
2018年10月2日
于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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