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哲学史和教育史上，冯友兰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著名学者李慎之认为，冯友兰的学问是“可超而不可越的”，“后人完全可能，而且也应当胜过冯先生，但却不能绕过冯先生。”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作者希冀将这个特点发扬，继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耗费四十年心血，重新撰写了中国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友兰哲学三史”之《中国哲学史新编》可谓鸿篇巨制，蔚为大观。本版收录全七册内容，分为上、中、下三卷本，并配有102位中国古今哲人的彩色画像，让读者在重温哲学经典的同时，多角度感受中国哲学史及哲学家的风采。
本书是著名学者冯友兰的重要代表作。是自1980年以来，耗时十余年完成的“哲学思想新编”。全套书内容分为七册，以时代思潮为纲，以说明时代思潮为主，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七个时代思潮：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近代变法、现代革命。体量庞大，广博而不芜杂，严谨而又生动，达到了文与质、博与约的统一。书中着重探讨了中国哲学中的精神境界学说，更使得本书具有探究人类精神发展史世界意义。
本版收录全七册内容，分为上、中、下三卷本，配有中央编译局研究员薛晓源博士手绘的中国古今著名哲学人物画像102幅，立体展现中国哲学史及哲学家的风采。
第一节 本来的历史和写的历史
历史这个名词有两个意义。就其第一个意义说，历史是人类社会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总名；例如我们说“历史的车轮”“历史的经验”“历史的潮流”。这里所说的历史都是就历史的这个意义说的。就这个意义所说的历史，是本来的历史，是客观的历史。它好像是一条被冻结的长河。这条长河本是动的，它曾是波澜汹涌，奔流不息，可是现在它不动了，静静地躺在那里，好像时间对于它不发生什么影响。它和时间没有什么关系，时间对于它真是不发生什么影响。中国社会，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动乱、大改组，秦汉统一了全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统一政权。这是历史的事实。这个事实永远是事实，到了现在没有变，以后永远也不会变。这不是说，中国社会不变，只是说，这个历史事实不会变。它已经与时间脱离了关系。中国社会是经常在变的，但是那些变一成为历史，它们就不变了，也不可能变了。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过去，就是说，都有它的历史。地球有地球的历史，月亮有月亮的历史，太阳有太阳的历史。但是一般所谓历史，是指人类社会的历史。历史家所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地球的历史是地质学家所研究的。太阳的历史是天文学家所研究的。那都属于自然科学的范围，不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围。
历史家研究人类社会过去发生的事情，把他所研究的结果写出来，以他的研究为根据，把过去的本来的历史描绘出来，把已经过去的东西重新提到人们的眼前，这就是写的历史。这是历史这个名词的第二个意义。严格地说，过去了的东西是不能还原的。看着像是还原的，只是一个影子。历史家所写的历史，是本来历史的一个摹本。向来说好的历史书是“信史”。“信史”这个“史”就是指写的历史。本来历史无所谓信不信。写的历史则有信不信之分。信不信就看其所写的是不是与本来历史相符合。写的历史与本来历史并不是一回事。其间的关系是原本和摹本的关系，是原形和影子的关系。本来历史是客观存在，写的历史是主观的认识。一切的学问都是人类主观对于客观的认识。主观的认识总不能和其所认识的客观对象完全符合。所以认识，一般地说，充其量也只是相对真理。写的历史同本来的历史也不能完全符合。所以自然科学永远要进步，自然科学家永远有工作可做。写的历史也永远要重写，历史家也永远有工作可做。
历史研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表现在不承认有本来历史的客观存在，认为历史好像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可以任人随意打扮。这是完全错误的。正如哲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不承认有客观世界的存在，认为真理可以随意瞎说。为了纠正历史研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必须强调指出本来历史的客观存在。
第二节 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写的历史的目的是摹绘本来的历史。它不要摹绘本来历史的细节。摹绘细节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历史的研究主要是要发现本来历史的过程中的关键性的问题、重要的环节及其发展的规律。这些东西都是本来历史中所固有的。写的历史不过是加以指出和说明。
恩格斯曾经用否定之否定这个辩证法的规律说明西方哲学史的全部发展，他说：“古希腊罗马哲学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作为这样的唯物主义，它不能彻底了解思维对物质的关系。但是，弄清这个问题的那种必要性，引出了关于可以和肉体分开的灵魂的学说，然后引出了灵魂不死的论断，最后引出了一神教。这样，旧唯物主义就被唯心主义否定了。但是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唯心主义也站不住脚了，它被现代唯物主义所否定。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一七八页）
列宁也用圆圈形象式的原则说明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近代：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四一一页）。在这个程序中，霍尔巴赫是唯物主义原来的肯定；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到黑格尔，他的体系是唯物主义原来肯定的否定。黑格尔经过费尔巴哈到马克思，这是否定的否定。列宁在谈这个圆圈原则的时候，在括弧里面加了一句话说：“是否一定要以人物的年代先后为顺序呢？不！”（同上）可是列宁在下边所列的古代、文艺复兴时代和近代，这三个时代的哲学发展程序，跟人物的年代先后顺序，正是相符合的。这里所说的逻辑就是辩证逻辑，也就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事物的发展，照逻辑说，是通过矛盾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而进行的。事物在历史上的实际发展，也正是这样的。列宁按照哲学发展的规律，指出西方哲学发展的螺旋式的曲折的路线。他这样指出的时候，不是照着人物的先后为顺序的，所以他说“不！”但是他还是提到了西方哲学史中的人物的名字，而这些人物的年代先后的顺序，也正是跟哲学发展的逻辑相符合的。这就是逻辑程序和历史程序的统一。
马克思也谈到这样的情况，他说：“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二十三页）这里所说的现实运动以及材料的发展形式，就是历史的东西。可是“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这就好像是“先验”地处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就是逻辑的东西。它是跟历史的东西一致的，这就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他说：“马克思只是在作了自己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才继续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这是否定的否定’，等等（如上面引证过的）。因此，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地，在他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确已实现，部分还一定会实现以后，他才指出，这还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这就是一切。”（《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一七四页）。这里所说的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和一定的辩证法的规律，是逻辑的东西。历史实际的过程是历史的东西。这两种东西是一致的。
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矛盾的统一。历史中的逻辑的东西，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的表现；这个表现是跟历史的偶然性分不开的，它们的统一在于历史的必然性只能在偶然性的堆积中表现出来；一般必须在个别中表现出来。个别不存在，一般也不存在。没有历史中偶然性的东西，也就没有历史中的必然性的东西。
历史学跟其他社会科学不同。其他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从个别中抽出一般，从偶然性的东西中抽出必然性的东西。上面提到马克思所说的话：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看起来我们就好像是先验地处理一个结构了。这里所说的结构，就是科学的理论结构，其目的是把历史发展的过程，观念地反映出来。譬如说，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也是讲历史发展的过程，但是它所讲的不是某一个民族、某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而是一般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它当然也必须以个别民族、个别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为材料。但是，也正是像马克思所说的，“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它就成为一个科学的理论结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也说到，在研究经济学史的时候，有逻辑的研究方法和历史的研究方法。他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写政治经济学史，唯一可用的是逻辑的研究方法，他接着说：“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一二二页）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所注意的，是经济发展在某个阶段上的典范形式或典型。它所注意的，是一般的具有必然性的要素。它的研究虽然也从个别的具有偶然性的事物开始，但是，在它已经抓住这些事物的典型的时候，它就摆脱了这些偶然性的东西，也就是说，把实际的历史修正过了。
在这一方面，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正是相反。它的任务就是如实地摹绘某一个民族或某一个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这些过程中充满了偶然性的东西。写的历史不摆脱这些偶然性的东西，而正是要对它们的发展的过程加以摹绘。它当然不只停留在这些摹绘上，而还要对于这些过程加以分析以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是，它不是要离开个别的偶然性的事情而专讲一般性的必然的规律，而是要在摹绘这些事情中表现其中的规律。它不是把这些规律“观念地表现出来”以成为一个理论的结构。如果那样，它就不是一部历史著作而是一部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了。
因为一般必然存在于个别之中，必然性必然表现于偶然性之中，历史学对于个别和偶然性的事情的摹绘和分析，就可使人们看出来，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以生动活泼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是有生命的，有血有肉的东西。历史学就是要把这个生命活生生地表现出来。
这些原则适用于一般历史学。哲学史也是历史学的一种；这些原则对它也是同样适用的。相对地说，哲学史还有它自己的一般规律。那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些对立面的斗争和转化，以至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不断胜利。但是，在不同民族的哲学史中，在同一民族的哲学史不同阶段中，这个斗争和转化各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这就是说，哲学史的这个一般规律，在具体的历史中，有极其丰富的内容，也有变化多端的形式。必须通过这些内容和形式，这个一般规律才可以充分地表现出来。必须对于这些丰富的内容和变化多端的形式有充分的认识，才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个规律的意义，更好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方法和原则的正确性。
自 序
绪 论
第一节 本来的历史和写的历史
第二节 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第三节 写的历史和史料
第四节 什么是哲学？
第五节 理论思维和形象思维
第六节 哲学与世界观
第七节 哲学中的主要派别
第八节 哲学和哲学史
第九节 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特殊任务
第十节 阶级观点和民族观点
第十一节 中国哲学史的分期
第一册
绪 论
第一章 商、周奴隶社会的兴盛与衰微——商代和西周时期（前16 世纪至前8 世纪）宗教天道观的变化和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
第一节 商代奴隶和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科学知识技术工艺的进步
第二节 商代的阶级对立及奴隶主阶级专政的精神工具——宗教
第三节 商末阶级斗争及商周民族斗争的激化
第四节 周公旦巩固奴隶制的措施
第五节 周公旦对于奴隶主的天命论的补充
第六节 古代素朴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的萌芽
第七节 西周奴隶制的衰落及宗教神权的动摇
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转变——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第一节 大转变时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第二节 大转变时期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
第三节 大转变时期——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斗争和奴隶身份的解放
第四节 大转变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贵族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
第五节 春秋时期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初步发展，“法”与“礼”的斗争
第六节 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活跃和思想战线上的“百家争鸣”
第三章 齐、晋两国的改革及齐桓、晋文的霸业
第一节 齐、晋两国在春秋时期的地位
第二节 齐桓公与管仲
第三节 管仲在齐国“相地衰征”的历史意义
第四节 管仲对于分封制的改革
第五节 管仲“尊贤育才”的政策
第六节 管仲对于旧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性
第七节 管仲“富国强兵”的政策
第八节 管仲对诸侯国的关系的政策
第九节 晏婴的折中、调和论
……
第四节 玄学与抽象思维
第三十八章 王弼、何晏的贵无论——玄学的建立及其发展的第一阶段
第一节 王弼、何晏的生平与著作
第二节 何晏的《道论》
第三节 王弼、何晏关于“无名”的辩论
第四节 王弼关于一般和特殊的关系的几种说法
第五节 王弼关于“一”和“多”的理论
第六节 王弼关于常、变、动、静的理论
第七节 王弼关于社会人生方面的理论
第八节 王弼、何晏关于“圣人”有情、无情的辩论
第三十九章 嵇康、阮籍及其他“竹林名士”
第一节 从黄老到老庄
第二节 嵇康论精神境界的第一层次——“越名教而任自然”
第三节 嵇康论精神境界的第二层次——“心不违乎道”
第四节 嵇康论音乐
第五节 嵇康对于当时社会迷信的态度
第六节 阮籍的《大人先生传》
第七节 阮籍的《达庄论》
第八节 “达”与“作达”
第四十章 裴的崇有论和欧阳建的言尽意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第一节 裴和他的《崇有论》
第二节 裴全部哲学思想的自述
第三节 裴所提出的贵无论的社会根源
第四节 裴所说的贵无论的社会影响
第五节 裴总论有无
第六节 所谓“言意之辩”
第七节 欧阳建的《言尽意论》
第八节 从王弼到郭象
第四十一章 郭象的“无无论”——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第一节 向秀的《庄子注》和郭象的《庄子注》的关系
第二节 郭象关于“有”和“无”的理论
第三节 郭象关于“性”和“命”的理论
第四节 郭象关于动、静和生、死的理论
第五节 郭象关于“无对”和“有对”的理论
第六节 郭象关于“有言”和“无言”的理论
第七节 郭象关于“无心”、“无为”及“无待”的理论
第八节 郭象关于“圣人”的理论
第九节 郭象关于“名教”与“自然”的理论
第十节 郭象的《庄子序》和《庄子注序》
第四十二章 魏晋之际玄学以外的唯物主义和进步的社会思想
第一节 曹植的唯物主义思想
第二节 杨泉的《物理论》
第三节 鲍敬言的“无君论”
第四十三章 玄学的尾声及其历史的功过
第一节 《列子》和《列子注》
第二节 玄学与孔丘
第三节 玄学历史功过的哲学根源
第四十四章 通论佛学
第一节 所谓儒、释、道三教
第二节 佛教和佛学的主题——神不灭论
第三节 佛学的方法
第四节 中国佛教和佛学发展的阶段
第五节 一个辩论，一个问题
第四十五章 佛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一阶段——“格义”
第一节 僧肇及其著作
第二节 慧远的“神不灭论”及其他
第三节 道生的诸“义”
第四节 谢灵运的《辩宗论》
第四十六章 中国佛学发展的第二阶段——“教门”
第一节 三论宗
第二节 《大乘起信论》
第三节 玄奘的《成唯识论》
第四节 华严宗的三个“义”
第四十七章 中国佛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宗门”
第一节 禅宗出现的历史意义
第二节 慧能和神秀——禅宗中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
第三节 禅宗的“不道之道”
第四节 禅宗的“无修之修”
第五节 禅宗中的派别
第四十八章 隋唐佛学向宋明道学的过渡
第一节 所谓“三教合流”
第二节 韩愈、李翱在过渡时期的贡献
第三节 柳宗元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反迷信的斗争
第四节 刘禹锡的唯物主义和法制思想
第五册
自 序
绪 论
第一节 从地主阶级贵族到“四民之首”
第二节 士与知识分子阶层
第三节 士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
第四十九章 通论道学
第一节 什么是道学
第二节 从比较哲学的观点看道学的特点
第三节 道学的目的和方法
第四节 道学的发展阶段
第五节 道学的名称
第六节 道学的历史作用
第五十章 道学出现的政治条件——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
第一节 军阀和士的联合专政
第二节 当时变革的必要
第三节 庆历新政和范仲淹的改革“十事”
第四节 庆历新政和李觏的《周礼致太平论》
第五节 “熙宁变法”和王安石的“新政”
第六节 道学的兴起
第五十一章 道学的前驱——周敦颐和邵雍
第一节 谁是道学的创立者？
第二节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
第三节 周敦颐的《通书》
第四节 周敦颐论“孔颜乐处”
第五节 邵雍的“先天学”
第六节 邵雍的世界年谱
第七节 《皇极经世》的《观物内外篇》
第八节 对于周敦颐和邵雍的图象的两种了
第五十二章 道学的奠基者——二程
第一节 二程的家世和经历
第二节 二程对于王安石新法的态度
第三节 天理或理
第四节 气、心、性、情
第五节 程颢的《识仁篇》和《定性书》
第六节 程颐的《易传·序》
第七节 二程的“气象”和“孔颜乐处”
第五十三章 道学的奠基者——张载
第一节 张载的生平及其著作
第二节 发挥唯物主义的“有无混一”论
第三节 发挥辩证法的“二端”论
第四节 张载的《西铭》与人的精神境界
第五节 《正蒙》的《大心篇》与为学之方
第六节 《正蒙》的《诚明篇》与为学之方
第七节 张载的政治社会思想
余 论
第五十四章 朱熹
第一节 北宋道学所引起的哲学问题
第二节 朱熹的生平及其著作
第三节 理、太极
第四节 气
第五节 朱熹的宇宙形成论
第六节 性、心、情、才
第七节 修养方法
第八节 “王霸之辩”
第九节 朱熹易学中的辩证法思想
第十节 前期道学的高峰
第五十五章 陆、王心学的兴起
第一节 陆九渊对于“无极而太极”的批评
第二节 陆九渊的宇宙观和修养方法
第三节 鹅湖之会和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
第四节 王守仁的《大学问》
第五节 “致良知”与“知行合一”
第六节 “良知”与“爱有差等”
第七节 “良知”与“动静合一”
第八节 从哲学上看理学和心学的异同
第五十六章 道学外的思想家——陈亮和叶适
第一节 陈亮的政治态度
第二节 陈亮的社会思想
第三节 陈亮对于程、朱“形上”和“形下”的批评
第四节 陈亮和朱熹关于“王霸”问题的辩论
第五节 叶适的政治态度和社会思想
第六节 叶适的哲学思想
第七节 陈亮和叶适重商思想的社会根源
第五十七章 气学的复兴和理学的自我修正及革新
第一节 王廷相对于道学的态度
第二节 王廷相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第三节 王廷相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第四节 王廷相对于心学的批评
第五节 罗钦顺对于心学的批评
第六节 罗钦顺对于理学的修正革新
第七节 王廷相和罗钦顺在后期道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第五十八章 心学的发展
第一节 杨简的《己易》
第二节 王畿的“四无”说
第三节 李贽的“童心”说
第五十九章 后期道学的高峰——王夫之的哲学体系
第一节 论客观世界的真实性
第二节 关于“有”、“无”问题
第三节 关于“动”、“静”问题
第四节 关于“形上”、“形下”问题
第五节 关于“理”及其各项对立面
第六节 王夫之的认识论及其对心学的批判
第七节 关于知行问题
第八节 关于“性”和“命”问题
第九节 王夫之的历史观
第十节 王夫之的辩证法思想
第十一节 王夫之哲学思想的局限性
第十二节 王夫之的著作的幸与不幸
第六册
自 序
绪 论
第六十章 中国历史第二次大转变时期思想界中的先行者——黄宗羲
第一节 《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
第二节 对于罗钦顺的评论
第三节 对于心学的修正
第四节 《明夷待访录》所画的蓝图
第六十一章 颜元对于道学的批判
第一节 颜元的《四存编》
第二节 颜元对于“格物致知”的新解释
第三节 颜元对于“格物致知”新解释的历史意义
附 记
第六十二章 戴震反道学的斗争
第一节 戴震论“道”
第二节 戴震论“形上”、“形下”
第三节 戴震论“理”
第四节 戴震论“性”、“气”
第五节 戴震论“欲”、“情”、“知”
第六节 戴震对于道学的政治的批判
第六十三章 魏源应付大转变的新形势的总对策及其哲学思想
第一节 魏源的总对策
第二节 魏源的“经世”精神
第三节 魏源的哲学思想
第四节 魏源“以夷为师”思想的影响及其局限性
第六十四章 农民大起义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
第一节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情况
第二节 洪秀全传略
第三节 洪秀全的宗教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
第四节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作用
第五节 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
第六节 洪仁玕的《资政新篇》
第七节 总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
第六十五章 所谓“同治中兴”和“同治维新”的中心人物——曾国藩
第一节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
第二节 曾国藩的哲学思想
第三节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
第四节 曾国藩的洋务措施和洋务派思想
第五节 曾国藩与满汉斗争
第六十六章 戊戌变法（所谓“光绪维新”）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康有为
第一节 康有为的生平和著作
第二节 康有为早期变法思想
第三节 康有为所领导的“公车上书”
第四节 康有为的《统筹全局折》
第五节 康有为所理解的君主立宪制
第六节 康有为的重商思想
第七节 康有为的《官制议》
第八节 康有为与今文经学
第九节 康有为与孔教
第十节 康有为的《大同书》和他的哲学思想
第十一节 近代维新时期的“格义”
第六十七章 戊戌维新运动的激进理论家和哲学家——谭嗣同
第一节 谭嗣同对于封建制度和道德的批判
第二节 谭嗣同论“仁”和“以太”
第三节 谭嗣同对于事物发展的了解和认识过程的分析
第四节 谭嗣同的道器说和三世说
第五节 谭嗣同对戊戌变法的说明和辩解
第六十八章 中国第一个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思想家——严复
第一节 严复对于当时所谓中学和西学的“格义”
第二节 严复对于当时中国的问题的看法
第三节 严复所介绍的《天演论》
第四节 严复论“自由”
第五节 严复与逻辑学
第六节 严复论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第七节 严复的哲学思想
第六十九章 中国近代美学的奠基人——王国维
第一节 王国维对于康德的推崇
第二节 王国维的《论性》
第三节 王国维的《释理》
第四节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第五节 王国维的《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
第六节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附 记
第七十章 关于中学、西学斗争的官方结论
第七册
自 序
绪 论
第一节 中国现代革命时期的阶级分析
第二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四节 “以夷为师”（向西方学习）
第七十一章 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宣传斗争与章炳麟
第一节 《民报》与《新民丛报》斗争的要点
第二节 章炳麟对于康有为的驳斥
第三节 章炳麟对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评论
第四节 章炳麟所理解的社会革命
第七十二章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大理论家和最高领导人——孙中山
第一节 孙中山的思想和政治活动的发展
第二节 孙中山追随维新派时期的半封建思想
第三节 孙中山领导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资产阶级思想——建国方略
第四节 孙中山在国共合作中的半社会主义思想
第七十三章 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教育家、哲学家——蔡元培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
第二节 蔡元培论世界观与人生观
第三节 蔡元培与新文化运动
第四节 蔡元培的哲学观
第五节 蔡元培的美学思想
第七十四章 新文化运动的右翼——胡适、梁漱溟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内部的派别
第二节 胡适引进美国哲学——实验主义
第三节 胡适的实验主义的应用
第四节 梁漱溟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第五节 梁漱溟对于孔丘的新估价及其对于儒家的新解释
第六节 梁漱溟的文化论
第七十五章 新文化运动的左翼——陈独秀、李大钊
第一节 陈独秀论新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
第二节 陈独秀论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根源和奋斗目标
第三节 陈独秀对于当时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第四节 陈独秀论国民革命后中国的前途
第五节 李大钊接近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
第六节 李大钊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
第七十六章 20 世纪20 至40 年代之间的三大论战
第一节 20 世纪20 年代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对于“论战”的总结
第三节 关于中国在当时的社会性质的论战
第四节 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的论战
第七十七章 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阶段
第二节 毛泽东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斗争
第三节 《实践论》
第四节 《矛盾论》
第五节 《矛盾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第七十八章 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理学（上）——金岳霖的哲学体系
第一节 道、式、能
第二节 共相与殊相、一般与特殊
第三节 性与尽性
第四节 理与命
第五节 无极而太极
第六节 现代化与民族化
第七十九章 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理学（下）——冯友兰的哲学体系
第一节 “接着讲”与“照着讲”
第二节 理，太极
第三节 气
第四节 政治、社会思想
第五节 精神境界
第六节 “新理学”的理论矛盾
第八十章 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心学——熊十力的哲学体系
第一节 熊十力哲学体系发展的过程
第二节 熊十力哲学体系的中心思想
第三节 熊十力的宇宙论
第四节 熊十力的心学思想
第八十一章 《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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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坚信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迥然不同。这种差异的存在也为当今世界所承认。但当我研究了哲学史后，我发现这一观点其实颇有问题；我发现，从历史上的西方哲学中，我们能看到一些与东方哲学相通之处；反之亦然。我发现，人类有着同样的天性与本质；人类对于“生命”的疑问也是共通的。
—— 冯友兰
哲学家的*可贵的品质就是具有追求真理的热诚，勇于坚持真理，也敢于放弃成见而接受真理。冯友兰先生从宣扬“理在事先”、“理在事上”转而肯定“理在事中”的正确观点，表现了一个真正哲学家的诚恳的“慎思明辨”的态度和宽广的胸怀。
——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 张岱年
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如果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国人因为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这大概不会是夸张。
——著名学者 李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