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史研究》：
一生活世界：被近代科学遗忘之基础
首先的问题是20世纪西方科学的危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危机？它是怎样造成的，这种危机为什么会在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欧洲发生？它与欧洲理性文化的关系怎样？它又导致怎样的后果？并且，需要什么办法、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解决或挽救这个危机？
胡塞尔认为，在前科学的历史视界中，没有人认识到一种无限的任务，人们的目的与活动，人们的交往与阅历，这一切都运行在一个周围世界中，其有限的活动余地一览无余，没有人知道由观念构成的世界，以及这个观念世界的整体拥有的一种本质的无限性。但是“随着希腊哲学的出现，随着它第一次通过对新的无限性含义的完全观念化来确定地表述自身，从这种观点来看就发生了一种进步的转变。这一转变最终把属于有限领域的一切观念和人类的整个精神文化都纳入自己的轨道”。①在胡塞尔看来，其他世界各地的人们只是具有一种实践的兴趣，在有限的范围之内活动，而唯有在希腊人那里，他才发现一种无限的观念化的纯粹“理论性的”态度的形式，这在本质上具有创新性。“人被观察与认识世界的热情勾住了。这种热情由一切实践的兴趣转向它自己认识活动的封闭圈子，在那个时代专门从事这种研究，建设并且只希望建设纯粹的theoria。换句话说，人成了世界的公平的旁观者与监护人，他成了一个哲学家。”②
正是因为希腊人，这场文化的革命才得以发生，这场革命不仅影响到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人的整个存在方式，而且使无限的观念进入人类的思维中。然而，西方社会自17世纪以来，物理学、数学、天文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纷纷从哲学的母体中脱离出来，而近代科学是一种用数学的方法进行抽象化的客观真理体系，它通过推理与证明等方法严格保证实验结果的精密性与准确性。在经典物理学的视野下，自然是一个外在于人、与人无关的严格按着规律运行的客观物质领域，世界是一个服从机械的规律性可以用数学计算的量化世界。这种发展的极致状况就是：科学的技术发展形式势必会造成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从而使人文精神被放逐到了边缘，人的价值、审美与生命的意义等因为不能量化而从科学的殿堂中被清除了出去。
从17世纪的启蒙运动到19世纪的科学发展状况来看，哲学越来越让位于科学，从希腊哲学的土壤中孕育出的科学一路高歌猛进，科学作为一种控制社会生活的方法正改变着我们时代的面貌。对知识的巨大热情和对未来的文明信念都建立在科学的坚实基础之上，科学越来越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实践决定性的因素。正如加达默尔所说：“只要问题涉及避免疾病及改善生活条件，我们就寄希望于科学。社会依赖于对科学专业技能的盲目服从，精心计划和顺畅运作的管理理想支配着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甚至达到了塑造公众意见的程度。”①这表明：尽管科学起源于哲学，但是近代的哲学观却是以近代的科学观为基础的，而科学表现为一种脱离人的控制从而走向自律的技术化趋势。当科学取代哲学而成为社会管理与个人生活的决定性因素时，哲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这正是20世纪初传统哲学所遇到的尴尬境地。
胡塞尔在总结欧洲科学的危机根源时认为：理性本身并没有什么谬误，而是“片面化的合理性会成为一种罪过”。胡塞尔认为到19世纪，理性主义的发展已经存在偏差，即对精神的自然主义理解和对自然的客观主义理解，“这种客观主义或者对世界作出的这种心理一物理学的解释尽管看起来是自明的，但无论如何是一种朴素的片面性”，②这是因为，客观主义者们在建构科学的主题结构中却把直观的周围世界这一纯粹主观领域给忘却了，因而建构活动的主体也被遗忘了，科学家本身并没有得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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