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到谢灵运：唐前士人精神史探索/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成果》：
面对着空前的民族险境，中国志士仁人又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了屈原，投向了屈骚这一巨大的精神实存。马其昶、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闻一多、郭沫若诸人都曾纷纷撰文，对屈原的死国之志及文学成就作了极高的评价。由于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故而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中西文化交融的趋向。这一趋向打破了中国旧文化自我调节与转换的封闭体系，为屈原阐释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化视野。
以梁启超对屈原的评价为例，我们正可看到一种中西文化交融的新气象。从西方崇尚个性的文化立场出发，梁启超反复指出：“欲求表明个性的作品，头一位就要研究屈原。”（《屈原研究》，以下未注出处者皆同此）“屈原性格诚为极端的，而与中国人好中庸之国民性最相反也。”“其个性最猛烈、最纯洁之全部表现，非有此奇特之个性，不能产此文学。亦惟以最后一死，能使其人格与文学永不死也。”（《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部分》）如此激烈文字彻底否定了历代封建士子对屈原个性的指责，并由此显现了梁启超要以屈原之极端个性改造中国国民奴性的文化抱负。在充分肯定屈原个性的基础上，梁启超又作出了如此反问：“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伟大的文学？为什么不发生于别国，而独发生于楚国？何以屈原能占有这首创的地位？”在梁启超看来，屈原既是楚之感性文化的代表，又接受了中原理性精神的影响，所以他“有冰冷的头脑，能剖析哲理，又有滚热的情感”（《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部分》）。正是南北感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的两相交融，导致了伟大的文学楚辞在屈原生命中的诞生。这样的真知灼见，自然是根源于梁氏中西文化交融的自我体识。正因有中西文化交融的胸怀，梁启超还以中西文化对比的方法对屈原作品予以充分的估价：“他的思想，正和葛得的浮士特Goethe：Faust剧上本一样，《远游》便是那剧的下本。总之这篇（指《招魂》）是写怀疑的思想历程最恼闷最苦痛处。”“《天问》纯是神话文学，把宇宙万有都赋予他一种神秘性，活像希腊人思想。”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无不显示了梁氏会通中西的文化通识。
在近现代的中国，由于西方文化的介入，民族危机的日趋严重，中国文化的转型与重建不可避免地摆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面前，并由此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中西文化之争。在这场空前的文化之争中，中国知识分子分化成三大思想流派，即主张西化的自由主义流派、主张中西融合的保守主义流派以及主张俄式革命的马列主义流派。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在这三大流派论战中，又复成了一个争论的焦点；而且各大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与历代多有名士卷入屈原论争构成了极为相似的一幕。
前所提及的梁启超是保守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他早年以鼓吹西学为务，大力倡导西方式的政治改革。后因游历欧洲，目睹了一战后欧洲的残破景象，深以为西方文明正走向没落，因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体认。在他看来，“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欧游心影录》，下同）。基于这一认识，梁氏提出了中西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互补会通的文化主张。他的《屈原研究》，正表明了他“爱护本国文化”并“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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