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与整合：传播学视野下的社会影响机制研究》：
2.农民需要的信息缺失传统时期，农民生产自给自足，农户生活村庄供应，农户可以不依赖城市信息而存在，国家信息在农户的生产和生活中是无为的，国家信息的缺位并不影响农户的生产和生活。而随着科技和市场的发展，农业不应用科学的时代渐渐离去，农民对科技、市场方面的信息需求越来越强烈。一方面，农业科技的应用打破了农民生产自给自足的状态，农民生产需要化肥、农药、种子等现代科技信息的支持；另一方面，市场的发展使市场信息包围着农户，市场信息不确定性强，风险性高，而农民获取信息的能力相对较弱，在这种情况下，农户需要国家信息的支持，才能应对科技化、市场化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
从笔者所调查的乡镇情况看，目前在有关农业科技及农产品市场等方面国家信息处于缺位状态。在农业引入现代科技之初，国家曾为农户供给农业生产资料信息，国家供给的信息确定性强。而此后国家退出了农资信息的供给，市场的引入让农户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稍有不慎，在市场中农户便会因误信外界信息而遭受损失。事实上，国家有时也为农户供给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基本是自上而下的安排式供给，是为了完成“上边”的任务，这些自上而下的信息大多不能满足农户的客观需求，国家信息变得具有不确定性。面对国家信息，农户仍需要经过熟人社会的鉴别和评价之后才能选择性接收。
面对农民的大众传播属于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传播者控制着信息的内容，无论传播什么信息，受者只能被动地接受。传者具有话语权，而受者却被有意无意地剥夺了话语权。由于缺乏受者的信息反馈或者说对信息反馈重视不够，在信息的传播与沟通的过程中，双方很难消除和修正各种内外干扰带来的问题，致使信息供需错位、效果不佳。
3.基层政权合法性出现危机
在现实生活中，国家参与乡村治理活动最重要的基础是权力的合法性，只有合法的权力才会获得心甘情愿的服从，合法的权力会产生良好的治理效果。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国家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并没有消逝，权力的获得与权力的使用都要“合法”，才能被认同。
尽管在信息逐步多元的情况下，农民对国家认同并没有减弱。但调查显示，农民认同的是抽象的国家，或远离他们的中央政府，而对自己身边的国家基层政权及国家政权在农村的“代理人”——村级组织颇多微词。离农民越近的国家权力，农民越是排斥，一首在农村广泛传唱的民谣“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地区有好人，县里多坏人，乡村尽敌人”，表达的就是这种意向。农民认为上级是在真心为农民说话办事的，都是由于基层干部从中作梗才使得农民“有冤无处申”。农民对村干部、对乡镇政府的某种排斥、不信任的态度，多是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即耳闻目睹，这种人际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大众传播和权力的组织化传播的影响，消减了基层政权的合法性。
形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也与中国的大众传媒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当前农民获取政策信息的机制已经由“层层过滤推进”变成了从中央到农民的“直达”，通过中央级媒体政策报道的“直达”机制，农民可以直接了解到中央的政策文本。虽然县乡村的基层干部们基于各地的特殊情况对政策文本有着特殊的理解，但是农民却不会从这个意义上去看待和理解国家政策，他们只可能从自身利益的角度，从字面上理解政策文本。农民个体通过中央新闻见到了中央政策文本，了解了文件的内容，却无从知晓政策实践的整个过程，无法知道有多少复杂的因素在影响着这一实践过程，他们只看到初始的文件与最终自己所认为的“坏结果”。“好政策”与“坏结果”之间鲜明的反差使他们对直接导致这一结果的基层政府和干部们痛恨不已，抵触情绪不断累积、加剧，农村地区更加处于“失序”的状态。而“基层政府要在这种局面下还能够继续汲取足够的资金和资源，同时控制大规模群体事件以维持地方稳定，就有可能进一步实施过激的行动，一个恶性循环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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