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学科新发展·教育哲学卷》：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在译介国外教育哲学著作时，也开始意识到教育哲学研究要继承中国古代的哲学传统，关注中国社会和教育实践，走中国化的道路。如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张栗原就提出，中国的社会和教育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要求教育哲学研究具体地、正确地反映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不能像前一阶段那样只是盲目地、被动地和无意识地受欧美教育哲学的影响。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认为：“一切的理论或学说都是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与一定的社会环境。欧美的教育学说，不待说，它是反映欧美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特殊的社会环境的。这就是说，欧美的教育学说是适应于资本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我们的社会，据一般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研究的结果，它是一个半封建与半殖民地的社会。因此，我们的国情是和欧美的资本主义社会绝对悬殊的。我们应该有我们的教育精神，有我们的教育理想，有我们的教育意识，换言之，就是我们应该有我们的教育哲学。”①他主张：“我们所需要的教育哲学不是从欧美的资本主义社会无条件地依样葫芦搬运过来的那种市民的教育哲学，而是具体地、正确地反映当前的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教育哲学。我们固然不反对吸收各国的教育学说，但是必须吸收其优点，必须按照中国的需要来运用。”②他把这种主张称为中国人研究教育哲学的“基准”和“总路线”，反映了前辈教育哲学学者建立有中国特色、中国精神和中国气度的教育哲学的文化自觉。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总是不免有曲折的，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也不例外。1949年后，中国高等学校课程体系中“教育哲学”一科被取消。被取消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高等学校复制苏联高校的课程体系和教学计划，而苏联高等师范学校中就没有教育哲学这门课程。取消的理由是：一方面，教育哲学讲授的大多是反映西方资产阶级利益的哲学和教育主张，是资产阶级的学科，与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不一致；另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苏联教育学的哲学基础，苏联教育学的诸多内容中就包含了哲学的部分，因此，没有必要再设教育哲学一科。苏联高校取消教育哲学的这两个理由，也为当时中国高等学校所接受。因此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中国高等学校的教育哲学教学和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不仅如此，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颇有影响的杜威教育哲学思想及其中国的信徒如胡适、陶行知等人还受到学术上和政治上的批判。1964年，瞿菊农还专门翻译过白恩斯和白劳恩编著的《当代资产阶级教育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注明“内部出版”），以备批判之用。在译者序中，译者除介绍选编的理由、标准之外，特别说明该书“是一本反面的教科书”，批判当代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是“一项重要的任务”①。
不过，1949-1979年这30年间，中国也并非没有教育哲学。实际上，这30年间指导中国教育实践的是毛泽东的教育哲学思想。毛泽东是革命家，也是哲学家。他青年时期的理想就是从事教育和教育学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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