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如山》：
三年的严师结
2010年8月下旬我正式进入倪老师的实验室，在这之前的暑假期间我曾因为自己的不成熟和一些自身未被教化的毛病，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因而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是带着一种压力进入的实验室。进入实验室和倪老师的第一次正式谈话，依然没有太多的寒暄，倪老师只是提纲挈领地过问了我之前经历过风波的几个核心问题，没有任何责怪我的意思，但也没有任何的精神抚慰。但倪老师随后叫来实验室负责财务管理的师妹，叮嘱她每月在发放常规补贴的基础上给我额外增加一定的补贴金额。因为本身带着一些不太光彩的经历进入新实验室就已倍感歉意，倪老师的这一做法简直让我受宠若惊。因此，我向倪老师表达了不想给实验室添麻烦，也不想接受额外照顾的意思。然而不喜欢煽情的倪老师说出了令我永生难忘的一句话：“既然招你们进来，就是打算跟带自己孩子一样带你们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因为之前不愉快的经历而造成的如惊弓之鸟的心得到了春天暖阳般的抚慰，感觉这胜过了任何华丽的语言辞藻。无须赘言，果然如外界对倪老师的口碑和倪老师亲口所言的那样，之后的三年，我们在生活方面得到的帮助是家长般的！
在生活方面，倪老师对我们的照顾让我以为终于掉进了一个“蜜罐”，但之后的三年在科研方面，倪老师对我的“横眉冷对”，让我在内心形成了三年都难以解开的一个结——严师结。由于家庭背景、教育背景以及本想在博士研究生阶段如期毕业等各方面的原因，我给自己的压力比较大，倪老师好像也看出了这一点，因此，三年间我们在科研业务方面的交流与倪老师对我们生活的和风细雨完全不是一个脚本。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我的第一篇SCI论文成稿，略显兴奋地去找倪老师修改时的场景。本以为文稿数据量够大，分析也比较全面，语言也基本表达出了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但我的文稿却被倪老师批评得体无完肤，几乎各个方面都不符合他的要求。带着十万个不情愿，我不得不面临文稿的整个框架结构要推倒重建的血淋淋的现实。根据第一次交锋讨论的结果，我很快又形成了文稿的第二版。因为怕英文不好，引起倪老师的误解，这次整个数据分析结果的说明全部使用的是中文。结果这次更惨，文稿被倪老师直接打回来，让我全部用英文写作，不许用中文，并且毫不客气地批评我文献阅读得太少，几乎不懂得该如何进行英文写作。这种灾难性的直面批评完全打击了我那原本盲目的自信心。在此之后，我暂时扔下了这篇文稿，从数据库下载、打印几十篇相关文献。在宿舍、在图书馆、在校园僻静的小树林里，甚至在出差做实验乘坐的火车上……总之，在哪里有可以阅读文献的地方就在哪里读。经过四五个月之后，在我们赴德国进行中德项目的年度总结汇报时，我才战战兢兢地拿出我的第三版文稿。结果在意料之中，依然没被倪老师肯定，依然要进行不知道何时才能被通过的下一轮修改。在德期间，项目年度汇报结束后，德方安排了一个对我们学生来说非常有趣的农业参观考察。这原本是我们非常高兴愉悦的阶段，但因为倪老师对我文稿的批评和发表时间的限制，那段时间我在参观考察点之间的大巴车上，在晚上入住的青年旅馆里都在硬着头皮修改文章。功夫不负有心人，文章在经过多次的修改后，终于顺利发表，但那段时间的煎熬也是我永生难忘的。
除了以上的这段经历，在业务方面，我所开展的另外一项机理性研究也一直不得倪老师的好评。那段时间的每周实验室的例行组会都是我感觉最难受的时刻。几乎每次汇报完得到的肯定评价都很少，大部分都是批评和让我备感压力的建议。不夸张地说，那段时间本来就不自信的我真的感觉自己有点一无是处，对自己充满了质疑。为什么倪老师批评的总是我？我难道真的做得这么差吗？甚至还曾偏激的拷问过自己是不是倪老师戴着有色眼镜看我？还好，庆幸每一段艰苦卓绝的经历都会有一个还算令人满意的结果。在经过无数次和倪老师关于该研究内容的正面和侧面“交锋”后，该研究内容也终于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文章也得以顺利发表。但当时倪老师对我仅有的一句关于业务方面的肯定的话就是“你的第二篇文章就比第一篇文章进步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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