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文化·泛文学·全媒介》：
一种常见的回答是，作为中国人，当然要思考中国的问题，当然要使用中国独享的概念，因此我们的思考就必须基于中国独有的经验，进而铸造中国独有的言说方式。因此，我们看到诸多关于“中国性”“中华性”的谈论，高呼中国之为中国是所有学术研究必要的背景，进而，我们也看到关于“中国当下性”的论述，因为无论如何，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在中国当下做出的，任何学术关怀都是当下的人们的关怀。我们都承认，一个学者应该热爱他的国家，中国的学者应该热爱中国，这股爱国激情应该横亘在我们的胸中，应该是我们（至少是某部分人）的基本生存准则。学术研究却是一种冷静客观的工作，爱国激情应该存在，但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却要把它暂时放在一旁。当然，有激情的学者从根本上否认我们能够暂时悬搁激情，他们的观点是，任何学术研究都有中西之别，西方学术对中国学术形成了一种压迫的霸权，我们的学术研究都是在重复西方，跟随西方。表面上看，我们的言说好像是客观的，好像是在言说一种普世的价值，但是我们的学术语言却来自西方，学术观念来自西方，中国传统的学术言说方式中断了，我们已经被强行嫁接到西方文明上去，实际上暗中被规训为西方的奴隶，所以一个有责任的学者应该挑战这种学术的霸权，不能被这种霸权所蒙蔽。因此，重要的是，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把这种中国关怀贯彻到每一个概念中去，清除概念中的西方霸权，重建中国独有的学术。必须承认，这种中国关怀很让人感动，也很让人敬佩，但从学术研究本身来说，我们又不得不指出这种观念的虚妄。
“中国关怀”是一种关怀，它的确应该横亘在我们的胸中，只要是中国学者，他做学术一定是为了中国学术的发展；我们也的确希望中国的学术研究能够与西方学术研究平起平坐，希望中国学者的研究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这点没错，但这只是我们的“关怀”而已，它是我们从事学术工作的整体目的，不是具体学术思考时使用的概念，我们在每一个思考细节里不需要出现“中国”二字。我们在思考过程中考量的不是是否惦念着“中国”，而是考量概念是否清晰，推论过程是否严密，论证基石能否禁得起质疑，等等。“中国”，这个激动我们心灵的字眼儿是灵魂安居之所系，但在做具体学术分析的时候却是要放在一边的。
但并不是说学术研究排斥“中国关怀”，“中国关怀”是一种通过具体的学术研究体现出来的整体特征，这个整体特征通过细致人微的分析工作表现出来，我们在进行学术分析的时候不必时刻想着这个是否是中国，那个是否是中国，然后才去用它，而是用汉语把学术分析做得透彻精到，这自然就体现出一种中国关怀，别人自然就承认这是中国的学术。但我们看到，中国性、中华性之类的提法，往往是把“中国”当作一个至高无上的规则，其他具体的分析不过是一些微小的规则，这些微小的规则都要统一到“中国”这个大规则之下，在这个大规则的前提下得到论证，如果不提这个大规则，就怀疑他做的是不是中国的学术，就怀疑他是否被西学虏获，成了西学的奴隶，就怀疑他的学术是否是真诚的，进而怀疑他的学术是否是有价值的。这样一来，学术研究就不再是冷静的分析，而是比赛谁对西学的压迫更敏感，谁更有爱国热忱，这的确能培养爱国者，但不利于培养有普世关怀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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