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学史小讲》：
这种人格显然是很不容易达到的，所以直到现在，也常受到一些人的推崇。不过，既然是在“天尊地卑”下强调“与天地合其德”，也就很难在思想方法上逃出尊卑等级意识的桎梏。这也是《周易》思想上的局限，乃是无法讳言的。
二《尚书》
《尚书》是我国虞、夏、商、周四代记言散文的选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其中《虞书》《夏书》近于传说，《商书》《周书》更近于信史。这四种文献本来各自单行，大概西周末已有所汇编。据说孔子为方便教学，曾从中挑选了一百篇编成了《书》经。因为所记多“上古帝王之事”，故而汉人又称其为《尚书》。
始皇焚书时，其博士山东人伏胜将《尚书》藏之于壁。及汉兴，壁中《尚书》却只剩二十八篇，伏胜遂以之教授门徒。文帝亦令太常掌故晁错前往就学，得《虞书》两篇，《夏书》两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九篇，分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因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故而世称《今文尚书》。宣帝时，有河内女子毁老屋，又发现一篇《泰誓》，为朝廷采信，增人《今文尚书》。又，景帝时，鲁恭王欲毁孔子故居以扩展其宅院，不意在毁坏的墙壁中发现一批先秦古籍，世称“孔壁中书”。其中亦有《尚书》，较伏胜所传多十六篇，因用先秦籀文写成，习称《古文尚书》。可惜，此书虽经孔安国整理，却未能由朝廷设立博士官加以传授。西晋末年，更因战乱丢失。东晋初，豫章内史梅赜献《古文尚书》五十八篇，其中三十三篇的内容为今古文所共有。此书有孔安国序及注，然宋以来就有人怀疑此书非安国整理之本。不过，即使属于伪造，此书也颇有思想史及语言训诂方面的价值，不可轻废。
《尚书》在思想上的追求，主要就是《尧典》赞美尧的四个字：“协和万邦”，而其方法主要是敬天保民。在周公之前，比较侧重敬天；在周公之后，则比较侧重保民。如《西伯戡黎》载：“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而周公则不然，《君奭》载周公向召公自明心迹，乃谓：“天不可信。”据《荀子·儒效》载，武王进军牧野时，至汜而水泛，至怀而城塌，到共头而山岩崩落，霍叔十分恐惧，对伐纣一事，发出“无乃不可乎”的疑问，而周公则反驳说：“（殷王纣）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
《尚书》的文辞，代表了早期散文的书写风格。由于书写材料笨重不便，我国散文大概从一开始就与口语拉开距离，形成了精粹简练的文言。由于是从口语提炼而来的，而且年代久远，《尚书》的语言就难免与后人有些隔膜；而伏胜传书时，年过九旬，口齿不清，又由其女转述给晁错，晁错与伏胜父女乡音不同，所以录写之时更不能不有讹误，职此之故，《尚书》便很难读。韩愈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确是实情。但后世有不少人模拟《尚书》的语言，一味追求古奥庄严的格调，却是不对的。因为《尚书》中也有一些较为平易的文辞，如《盘庚》所谓“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所谓“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所谓“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至今也还是生动的语言。可见，古奥原不是《尚书》时代的人所有意造成的，后世文人因为以文名世，有时好以艰涩之文自抬身价，那实在与《尚书》时代的圣贤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就文学描写来说，一般认为《尚书》的成绩是不大的。其中较受推重的是《盘庚》《无逸》《秦誓》三篇，一般认为它们分别代表了商、西周和春秋时期记言散文的发展成就。《盘庚》是盘庚迁都前对族众、大臣和国人的动员辞，结构比较完整，议论也很有力。《无逸》是周公训诫成王要力行勤俭之辞，已开始注意议论的层次。《秦誓》是崤之战失败后，秦穆公的检讨辞，文章围绕用人的原则反复陈说，已能将议论和情感深入结合在一起，是《尚书》中最动人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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