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哪里？这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正在成为问题。我们一反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化、西方文学关系的格外重视，开始关注现代文学与本土传统的联系，发现中国现代文学与晚清文学，甚至与更早的晚明文学，一脉相承。比如晚清的出版业已具有现代的特点，晚清通俗小说中表现了现代都市生活，表现了现代的欲望、知识和价值；晚明经济的资本主义因素也已经相当明显，晚明的出版业同样已经具有相当规模，晚明的小说也不乏晚清通俗小说中的那种欲望叙事。可是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果提出这些事实是为了说明中国现代文学有一个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学的背景或源头，那是不言自明的。但如果因此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于晚清，甚至更早，比如晚明，那么它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所带来的问题可能比它所解决的更多，也更带有根本的性质。
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它的文化传统是一条不间断的历史长河。它可以突变，但不会完全断裂，新的传统不会与此前传统毫无关系。所以要在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之间找出前后联系，是非常容易的。如果这种历史性的联系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于晚清的理由，那么我们可以按同样的理由，把这个起点进一步向前推进到晚明。周作人就曾明确提出新文学的源头在晚明，但按此逻辑，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把“新”文学的发生向前推，一路推向唐宋，推向两汉和先秦。因为仅仅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考察，唐宋文学是元明清文学的源头，两汉文学又是唐宋文学的源头，彼此保持着历史的连续性，是不可以决然分割的。要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找到一点现代性的思想情感元素和类似现代叙事技巧的因素也不是难事。换言之，按晚清“起点”论的逻辑，晚清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如果不从总体性着眼，仅从某一方面看，照样可以从远比晚清早的时代找到，比如《红楼梦》的爱情观，《孔雀东南飞》的忏悔意识，甚至《诗经》里的爱情体验，其所表达的都是共同人性，与现代人的人性是相通的，但我们显然不宜因为它与现代人的人性相通而拿来作为现代文学发生的依据。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种“被压抑的现代性”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原是一种世俗的现代性。它有现代性的外形，但其内在的精神却是一般社会中比较世俗化的民众追求生活享乐和欲望宣泄的要求，是人性中最为世俗一面的表现。它看似前卫，却是比较“传统”的，与启蒙现代性所坚持的反传统的立场是很不相同的，因而它很容易与传统达成妥协和谅解。换言之，它是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一种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它是跨越不同时代的。我们既可以在晚清找到它，也能在晚明发现它的踪迹；如果再抽去其特定的时代内容，仅就其看重世俗欲望的满足一点而言，它甚至在比晚明更早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按这种世俗现代性的标准来划分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分界，显然会带来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就像上文提到的，它会导致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从晚清推到晚明，甚至一路推向更早的时代。但如此则中国现代文学就不再是今天大家在学科层面上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学了，它可能成为一种断代的文学，是与先秦文学、两汉文学、南北朝文学、元明清文学并列在一起的文学，或成为民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共和国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了。因而，中国现代文学也就失去了它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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